杨东平：教育没必要如此惨烈
2013年12月23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他撰文回应“为什么和人大附中‘死磕’”，试图从根子上解释“超级中学”如何破坏了义务制教育对教育公平之维系。他也为另类家长自下而上放弃应试教育的跑道上的恶性竞争、自主推进“在家上学”的微观实践鼓掌叫好。
作为一名教育公共政策的研究者，杨东平始终将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视作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以及教育领域改革最不容忽视的命题。
当下中国教育在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不管是中小学择校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高等教育的功利化、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凸显的均是教育公平原则的缺失，这些问题在杨东平看来，是可以通过制度的改变破解的。
打破唯分数论
第一财经日报： “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弊端显现已久，但是由于公平性等优势，你称它为“最不坏的制度”。前些年的教育改革尝试着拓宽高校自主招生的途径，但后者在执行过程中价值出现游离，就全国层面上的统一选拔而言，是不是很难找到替代高考的方案？
杨东平：我们从来没有说不高考，每个国家都有统一考试，包括美国的SAT，也是统一考试。高考肯定不能取消，但是必须改革。改革目前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考试制度的改革，二是招生录取制度的改革。招生录取制度是关注的重点，因为考试科目20年来改了很多次了。但老百姓和舆论始终纠缠于考试科目上，比如3加x、科目所占比例等，都是具体的问题，其实考试改革整体方案的重心应在后面。
日报：就录取制度而言，你也说过，最理想的状况是还要允许学生一档多投，这个理想模式近期可能实现吗？
杨东平：我认为这恰恰是最有价值、最值得探讨的录取制度改革方向，目标是双向选择、综合评价、多次录取。以后的录取将综合考量学生的高中阶段学业水平、综合素质评价和一次性统一高考的成绩。对于优秀大学来说，选拔还包括大学的自主测试等。
而双向选择将改变过去只能由高校选择学生，而学生没有选择权的情况，把选择权交给学生，以改善高校行为，促进高校竞争。学校则需要不断改革服务，提高品质，吸引学生。目前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清华、北大已经不能高枕无忧，高校竞争性的局面将通过学生的选择逐渐形成，意义重大。
日报：综合评价很难制定统一的标准，执行起来是否难度很大？
杨东平：现在比较明确的方案是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即会考）纳入高考评价体系中，这也较易操作，可以形成一个强硬的做法。学业水平采取全科开考，一门一清，每人可以考2次。
而课外活动评价现在主要通过中考改革，以借鉴制度，使得综合素质评价方式可以纳入考试评价体系中，探索比较好的做法。综合素质评价是写实的，也称作成长档案袋，不采取打分制，就是把学生三年来做过哪些事，参加过哪些竞赛、公益活动，有什么科技发明成就，发表过什么文章，写实地记录在档。
目前我们仍然是唯分数论，综合素质评价的价值不大。唯分数论的录取制度一旦打破，高校选择性增加的时候，这个课外活动的价值才显现出来。
日报：这就从根子上解决应试的问题了？
杨东平：必须改变分分计较的唯分数论，它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程度。分数当然有价值，600分跟500分有很大区别，但602分与603分有区别吗？现在高考的录取荒唐到了小数点后面的几位数，根本没有公平而言。今后，高中学业水平评价采取等级制打分，就是要改变分分计较的方式。
日报：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纳入高考评分中，这个做法现在是否有试点？
杨东平：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很多省做了很多年，只不过没有与高考挂钩，只有江苏省与高考软挂钩。目前，这个考试是五花八门的，由区、县命题的都有，没有严格性和可比性，只是作为毕业合格评价而已。如果今后纳入高考，它必须有个定性，由教育部委托省级人民政府举行国家级教育考试，由省里统一组织命题和考试。
“超级中学”批判
日报：你数次提到教育改革的公平问题，高考表面上解决了一个公平问题，是维系社会阶层流动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地区性差异太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又过度集中在大城市，何以做到公平，政府又何以作为？
杨东平：城乡普通教育的差异是基本国情，消除差别是个长远的目标，没有短期办法。我们现在主要解决的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问题，政府当然可以有所为。比如，政府增设了西部农村招生计划，招收农村定向生，去年招了1万，今年招了3万，农村学生进入211学校的比例就会大幅度提高。
从普及义务教育开始提高质量，这当然是漫长的过程，差距不是几十年可以改变的，但大规模的教育资源配置必然是政府行为。三中全会有个破题，有人提出一个新概念：义务教育是否应该由国家统筹？它一开始放在县，后来逐渐加强省级统筹，但偏僻地方的省级财政也难以为继。如果把民族边缘地区的义务教育纳入国家保障，地区的教育质量将有所改善。但这得算算账，得花多少钱。有人认为需要几千个亿，而目前国家已经有这个能力。
日报：你批评超级中学的模式，认为它妨碍的正是教育的公平原则。
杨东平：《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阶段要一视同仁，以保障公平为主，不允许开设重点学校、重点班。正是一批变相重点学校的出现，让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非常大。某些示范学校，究竟示范了什么、实验了什么，如果是不择手段以获取优秀生源为自己贴金，那么有什么存在意义？
超级中学恶化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它从小学生开始选拔，破坏了义务教育的正常秩序。这很可悲，我们普及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教育资源也越发丰富，高考录取率平均达到了75%，但是小学生的负担却越来越重，这是违背常识的。
日报：各种课外辅导班盛行，形成一条巨大的产业链，教育的商品化是否也是导致学生不堪重负的罪魁祸首？
杨东平：我对辅导班没有很大的批评，因为它完全是寄生的，是择校带来的需求。如果学校很均衡，家长没有这个需求，它自然就消失了。北京小升初有一段时间要看钢琴考级，现在钢琴考级取消，相关辅导班马上降温。现在好学校选拔时看重英文和数学，相关培训学校自然活跃。
“在家上学”
日报：有一种说法，东亚文化是一种竞争型文化，无形中加重了家长和学生横向比较的压力，“学业压力”这一点在日本、韩国概莫能外。
杨东平：我们以前都觉得“概莫能外”，是时候澄清了。12月8日，OECD组织全球同步发布PISA2012测试结果，测试对象是各国15岁的学生，上海在学业上毫无悬念地蝉联第一。此外，上海还获得了另一个世界第一：课业负担最重。上海学生每周作业时间平均为13.8小时，日本和韩国学生的课外作业时间每周只有3.8小时，是上海的四分之一，澳门和香港地区是6小时，是上海的二分之一。
我们过去说东亚国家有科举教育传统，父母望子成龙，现在证明韩国、日本还是不一样的。韩国治理名门学校，而日本倡导教育平等化、正常化，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生活。如果上海学生的课业负担降到PISA的平均值上下，学业成绩达到第三、第四、第五，从而使学生的健康状况、人格养成有更多的进步，岂不更有价值？
日报：所以，教育的去功利化是可以从制度上完成的。
杨东平：教育是可以改变的，教育不是无解的。中国的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义务教育普及了，高等教育普及了，没有必要搞得如此惨烈。关键则是需要政府作为，比如山西晋中、成都、杭州的小升初择校竞争就被大幅度遏制了。如果国家将名校的招生名额一半以上下放到普通初中，小升初的竞争将会降温。
日报：面对恶劣的教育竞争，一些中国的家长也开始尝试让孩子“在家上学”。你认为“在家上学”仅仅是个案例，还是可以推广的模式？
杨东平：“在家上学”是一个新生长的教育形式，走在国际教育改革的潮流，是对工业化学校的改变。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有教育能力的家长不再满意千篇一律的劣质教育方式。美国、中国台湾地区已经通过立法、修法，使之合法化。以美国为例，中小学阶段在家上学的学生比例是3%~4%，每年的增长率是20%。
在美国，一个家庭因为有全职太太、三个小孩，自然构成一个教育环境。中国“在家上学”则走向“十几个小孩”的微型学校模式。它的教育质量肯定好很多，是真正的小班教学，也没有起早贪黑，美国“在家上学”的学生是常春藤大学的首选。
这个模式唯一令人担心的是学生的社会化程度不够。在美国，学生的社会化过程得到了很多NGO的支持，它们配套了社会性的资源系统，组织郊游、体育比赛等，创造了集体活动的条件，避免学生人格养成的不足。这都是技术问题，可以解决。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对于不久前PISA测试引发的讨论，杨东平认为，如果上海学生的课业负担降到PISA的平均值上下，而学业成绩居于第三、第四、第五，从而使学生的健康状况、人格养成有更多的进步，则将更有价值。
作者：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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