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社会市场化势不可挡
2013-12-17

何道峰:社会市场化势不可挡

2013年12月17日 来源:中国慈善家

  中国所有变革都是在不完美中行进的,政府也是在推动社会往前走。随着社会市场化的到来,这个时代将开启人们新的成就道路

  现在做公益也能找到成功的路径

  《中国慈善家》:你曾提过十年内社会组织将蓬勃发展,最近的形势与这种预测好像有点矛盾?

  何道峰:应该说短期内是有矛盾,但是中期不好说。最近几年,中国的网络平台迅速向移动互联网发展,给我们提出两个重大的网络管理问题。第一,电商迅速发展,四五年之内达到了上万亿的销售额,但电商没有税收,国家是否应对网上运营的商业收税,一来增加税负公平从而实现竞争公平,二可增加税源。这样就让我们面临一个网络经济的监管问题。

  第二是微博快速发展,而且微信发展更加迅速,微信把文字传输、图象传输、语音传输以及聊天功能等集于一体,这种进步把中国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网上言论自由时代。微公益也是嫁接在这上面的。但是另一方面,网络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就是在网上可以说话不负责任。

  中国当今碰到的这两大网络监管问题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大难题,我们要去破解它。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容易破解的方面,从言论上去解决问题。但是,如何让公众对言论负责、问题在哪里、怎么管、技术问题怎么解决、管到什么度为好,都需要调查研究,听取利益相关方意见,并通过程序立法,才能进行有效监管。但是政府常常做事比较粗,领导人一讲就开始干,干起来再琢磨怎么应对,临时出条文。这就未免仓促,也未免不够严肃。公安部发的“不许闯黄灯”规定就是一个深刻教训,轻立轻废,必失信于民。你发心可能是好的,但结果是不是能达到效果,却需要时间来检验。当然,对整个公益界的影响,从短期来讲,可能是很受挫,但这取决于你怎么想,如果你想做的公益是真正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公共空间的构建和社会的建设,其实你大可不必受挫。

  《中国慈善家》:你之前提到过三个市场化,第一个是竞争市场化,其次是社会市场化,为什么政治市场化放在最后?

  何道峰:除此我们没有什么路子可走。从戊戌变法开始,我们的先驱都是想从政治上破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政治是一个快变量,民主形式可以很快转变。但是经济和社会是一个慢变量。如果这两个慢变量不变过来,快变量只是徒有其表,里面的经济、社会内在运行的瓤子很快会把它的政治外壳侵蚀掉,就成了一个完全虚假的外壳。所以,慢变量的积累和沉淀非常重要。时间非常伟大,靠时间累积的东西,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中国现在搞政治民主变革的时机并不成熟,中国应该搞社会变革。

  《中国慈善家》:现在新一届政府有这么多改革,一些特点初步显露出来,你觉得如果以十年为一个界限的话,社会组织还会有更大的发展吗?

  何道峰:这个问题要从几方面来看。第一,社会组织发展首先要有资源。人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第一个财富是为自己创造,而创造第一财富就要创造第二财富—税收,这是国家强制的,再往下创造财富,就是惠及他人。一个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这个惠及他人的财富量是很小的。2008年以前,中国的捐款规模基本上在100亿。汶川地震创造了700亿,以后这几年,差不多1000亿左右。未来十年,如果我们的经济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路子往市场经济走,中国捐款的规模达到3000亿至5000亿是可以期待的,只要有足够多的社会组织来干这个事。所以公益组织的发展,是以可用于惠及他人的财富为基础的,这是前提条件。

  第二是政府。十八大提出的五大建设里就有社会和文化建设,说到底就是社会的发展,这等于是把社会组织的发展写进了国家纲领,虽然没有立法那么完美,但是中国所有变革都是在不完美中行进的。中国30多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丑的东西不一定不进步,不一定只有美丽的女人才是好老婆。所以政府也是在推动社会往前走。我们在立法、登记注册上的一些变化,比如取消主管单位,都是在往前进的方向走。

  第三,整个国民走到今天,进入了一个信仰危机和精神苦闷期。以前都追求做大官、挣大钱、成大名,但是现在,无论普通人还是很有成就的人,都在思考生命的真谛。这种寻找就导致现在出来这么多事。这个社会之所以不会灭亡,就是因为不断产生非同寻常的人,找到更接近信仰的东西,让自己心理平衡和有价值感。

  这三个条件加在一起,就能发酵。我们以前只能通过做官找到成功的路径,那是一个时代;后来发现下海也可以找到成功的路径,这是另一个时代;现在做公益也能找到成功的路径,又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开启了人成就的新道路。

  没有现代文明的个体就不会有现代文明的国家

  《中国慈善家》:谈到信仰危机、精神苦闷,为什么做公益是一个解决方案?

  何道峰:因为宗教层面,社会市场中确实需要有这一个宗教市场的土壤,但这扇门开得不大,公益有时候就成了宗教的替代品。公益是关于如何用一种平常的心,不是用道德至高点的心态来行走和修行。平常心并不是塑造完全没有私心的状态,而是做利他和利己的事情,在这中间找一个很好的平衡。因此才有这么多人选择了做公益,这在中国当下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慈善家》:欧美有基督教,台湾有人间佛教,但是在中国内地,最近这30多年主要是功利主义思潮在主宰。现在人们精神有了苦闷,可能难于找到寄托。除少数人能够通过自救超脱之外,更多的人怎样才能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何道峰:解决这个问题很复杂,不管怎么折腾,最后还是需要宗教。另一方面,公益是替代品,我们有文化建设,但是非常有限。文化建设也可以部分替代,但非常有限。坦率地说,孔孟之道是不能提供太多解决方法的。

  《中国慈善家》:现在杜维明提出新儒家,就是将儒学经过世界其他的思想进行融合之后改良,你怎么看待?

  何道峰:儒家思想的精髓是君臣父子,儒家思想从本质上讲是农耕文明的伦理哲学。一种与中国农耕社会的治理方式高度默契的哲学系统,它在哲学里属于哲学的下端,属于伦理哲学。哲学的上端是讨论方法论,哲学的下端是讨论是与非。

  在儒学产生的那个社会里,只有两个组织系统,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家庭。家庭把财富创造、传宗接代、消费等所有功能都集于一身,政府管理公共事物。那个时代信息不发达,所以儒家思想的创立是伟大的发明创造。就像在家里当父亲,你就知道当皇帝是怎么样,你要爱民如子,你要是在家里做子女,一定要听父亲的,女人要听男人的,这个秩序非常清楚。你在家里练会了,那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所以,这个模型让你学会了社会治理的秩序,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那个时候君权是神授的,民权是君授的。

  而现代社会的本质,每一个个人的权利是神平等授予的,个人委托国家和政府行使一部分权力做公共事务。现代文明社会的本质是平行的,不是上下的关系。要把这种社会结构装进儒学里,根本不可能,就像让一个大胖子穿紧身衣一样,所以我不认为儒学能跟现代社会相容。当然,儒学里有很多道德修养方面的训诫可以吸取。

  《中国慈善家》:你说的民权神授,它主要还是发源于欧美的一种价值观念。

  何道峰:只要搞工业文明,就一定是民权神授。因为工业文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平等,没有平等就不可能建立市场。如果在市场里打球的人都是有身份的,那你还能公平地打吗?所以平等是第一个要素,第二要素就是规则。大家尊重每一个人的差异,但要按照通行规则,很严正地进行裁判,犯规就要罚下场,这样,社会一定是平等的权利关系。宪法就是在个人权利和国家政府权利之间,进行非常有效地划分,主要是限制政府的权利不能侵犯个人权利,要保护个人权利。这是宪法最基本的含义。法律最本质的精神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建立在平等、人权神授的基础之上。

  《中国慈善家》:你提到过一个观点,从人性开发中寻找力量,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性开发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何道峰: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在社会里存在,就要拼搏,就要算计,否则都存活不下来。人性里也经常会闪耀一种光芒,就是利他,这一面就是人的神性。人性里不仅是为了生存,关键还有比较,比较让人性变得更加贪婪、更加残忍和不择手段。

  公益是在开发人神性的一面,人在社会里的举止、行为、语言,还有谈吐、修养,通过公益开发都会提升。你在香港与人相处就会有这种感觉,到美国也会有这种感觉,但在中国就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人性的两面都要开发,同时成长,但更要加大人的神性面的开发与挖掘,以达到现代文明的状态。没有现代文明的个体,怎么可能有现代文明的国家。

  国家真正的希望来自公益

  《中国慈善家》:我们看到,一些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全民都比较积极踊跃,但是在平时,大家的公益意识却没有那么强,对此你怎么看?

  何道峰:其实这是两个方面,应该把公益和慈善分开。慈善是任何社会都有的,公益只属于工业和后工业文明。所谓慈善,是以慈悲之心行善举,一旦人的悲悯情绪调动起来,出现大量捐款就很正常。但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希望来自于公共事务,所以慈善解决不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要上升到公益。

  除了有情怀之外,还要进行管理,用企业家那套方法来推动组织系统的构建。美国的公益成为第三大产业,提供了12%的就业,创造了2万多亿美元的GDP,这个产业把社会公共空间构造得很好。私人只能把自己家里搞好,把公共空间治理好,国家也只能做一些大的事情,中观上,让社会进步,就要靠公益。

  除此之外,还要产生新一代的人,媒体要有慧眼,发现一些幼芽,培养中国公益下一代的先锋和领导者,让他们成长起来。所有老的人都会慢慢变成泥土,变成下一代人成长的肥料,而不是一直在这个舞台上表演。

  当下正是中国从慈善向公益转变的叉路口,公益的一些苗头刚刚开始显现,离公益社会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公益社会是什么概念?当发生任何大事情的时候,它会迅速出现自组织(self organization)。如果没有公益这个产业的发展,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中国慈善家》:扶贫基金会给公益发展创造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何道峰:首先一条是从传统体制里走出来,转变成真正按照公益本有的治理方式来进行管理。在农耕社会之前,政府不叫政府,是一个部落,因为部落没有明确的成文法治理这一套。农耕文明创造了政府组织系统来管理公共事物,同时创造了家庭这样一种经济兼社会组织的形式。家庭组织很重要,家庭出现以前,文明形态是很低的,无论财富的再生产,还是消费和文化,都没有积累和传承的载体。但是有了家庭以后,文明形态就有了巨大的提升。

  到了工业文明第一阶段的时候,出现了公司这种组织形态,也就是有限责任公司,相当于把财富的创造变得更加有弹性,治理上更加有效,而且在风险处理上更有柔韧性、有效率。但在家庭的形式上,如果你负债,那你是无限责任,父债子还是永恒的,你把生意做砸了,你的家庭就陷入灭门之灾,这样很不利于财富的创造。公司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在当时却是个很了不起的发明,中国就是因为创造不了这种形式,才没有现代化,要是能创立这种形式,早就现代化了。

  从治理形式来讲,公司里的董事会、经营、监委会三权分立,真正政治上的三权分立精神是来自公司。公司文明形态的创立,不仅仅是把财富创造功能从家庭里剥离出来,变成更加专业创造财富的载体,而且对现代政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启示。

  第四个组织的创造就是公益组织。公益组织是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出现的,这个形式由企业家推动产生,他们在50岁之前一直都是被功利主义推动着往前走,但是在触摸到死亡和无限的刹那间,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就找到了下半生的生存方式,通过公益找到了自己悲悯情怀的落地方式,因此将公司管理的方法转移来管理这种志愿奉献的公益行动。卡内基如此,斯坦福也是如此。这是用企业管理方法运载公共之心,这种组织形式的创造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结晶。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你是把政府的组织形式挪过来做公益,本质上就相当于试图将一个柴油机装到飞机里去解决飞的问题,可它能飞起来吗?

  中国慈善家/慈讯网记者_吴阿仑 文字整理:马小洁 毕维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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