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之：资本精神属道德追求
2013-11-14 来源：中国慈善家/慈讯网 作者：毕维尹
中国需要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中国慈善家》：近来在企业家阶层中，关于自身社会角度定位的争论比较多，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卢德之：我们需要一类企业家，他们敢于真正承担社会责任。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成为慈善家的太少。中国的企业家有几类，一类基本上是拼命地、无知地吹捧。第二类是所谓的在商言商，不关心政治。第三类是什么都不管，但在当代社会，企业家不承担社会责任，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吗?中国的亿万富翁中70%有移民倾向，40%已经移民，这是很坏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会出现富翁大量移民这一现象?
卢德之：我不反对移民，移民说明国家开放进步了，也说明我们的人民，至少在选择居住权这一点上自由了。但是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这些人会移民或有移民倾向，因为这些富人缺乏有利的发展环境和安全保障。
私有财产权得不到充分保护。在中国，法律保护的是合法的私有财产，换句话说，只要你不合法就可以侵犯。但我们都带着原罪来到世界，每个人都有不合法的地方，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是罪人，富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想赎罪做慈善，又不让他做，这是造成很多人移民的原因。允许你做小好人，不能做大好人。但做小好人不足以保护自己，只有做大好人才能保护自己—所有财富我都捐出去不要了，你拿我有什么办法?
但是话说回来，正是这个复杂的环境造就了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在西方，要经过三代才能成为富翁，而在中国，30年就能成富翁，有的几年就成了。只有这个环境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造就这么多富翁。
所以，这个制度虽然存在问题，但从中诞生了我们，我们有权利去一味指责吗?如果这个制度很完美，社会环境都非常完善，我们出得来吗?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转变成慈善家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障碍?
卢德之：制度有问题，社会环境有问题，我们自身也有问题。在转型的过程中，有的变成这样，有的变成那样。曹德旺先成立基金会，再把股权放进来，税费只是缓缴而不是免除，问题仍然存在;牛根生在大陆设立了一个规模较小的老牛基金会，而在香港把股权设立成信托，来支持大陆的老牛基金会的发展。迄今为止，我的基金会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原始注册资金最大的基金会，已经做了五年。内地的制度不允许我把几十亿、上百亿放进来，也许过不了几年，我可能会把总部放到香港去，但我仍为内地服务。所以牛根生的路可能是我未来要走的路。
不能因为遇上这些困难，企业家就不往前走、不去建设了。中国是中国人的，我们不能回避，更不能逃避，遇到困难必须一点一点去克服，找到一个目标，就是我讲的共享。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制度不好，而体制只是问题之一，还有很多别的问题也制约着企业家的成长和公益事业的发展。所以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财富观的问题。
这个社会应该走向共享
《中国慈善家》：应该如何理解你所说的财富观?
卢德之：就是我讲的资本精神。人类创造财富，经历了若干阶段，包括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时代的一系列新兴产业、技术革命、信息革命等等，西方文明起源于爱琴海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有限，农业文明一直没有得到非常充分的发展，欧洲人主要靠船舶运输的方式来获取粮食等物资，后来逐渐地发展成了商业文明。
但是中国过早地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有很大的问题，也有非常大的好处，让大家安居乐业在一个地方。我们文化的记忆是从共享开始的，比如说井田制，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公有制。可后来各诸侯国逐渐开始承认了土地私有，这就出来一个问题：我们都种地，你种了5亩，我也种了5亩，如果你的收成是100，我的收成是200，你可能会认为我更勤快或者种子更好，而一旦发现我的收成是1000，你的收成还是100，你心里就不舒服了，会认为我用了什么方式投机取巧，或者干了什么坏事，自然会对我有种嫉妒、甚至仇视心理。
商业文明，比如在丝绸之路上，交易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游牧文明，比如你在这个地方养了3头羊，赶到别的地方去放牧，下了多少羊崽，别人搞不清楚;只有在农业文明下，大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看得清清楚楚，拥有的财富差异太大，这就酝酿出一种嫉妒心理。
这种心理演化成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演化成庙堂的一种意志，那就危险了。这个社会就时刻被一种仇富情绪包围，很多人就不去研究怎么提高粮食产量，而专门研究你是怎么发财的。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恨地主，革命一来就杀地主，都是从心眼里恨地主，有这种仇恨。
这在西方是很少出现的，在西方出现的是谈判，西方贵族也打仗，但打一次就坐下来谈一次，甚至社会上层与下层也有谈判机制，比如教士、贵族和平民组成的三级会议。中国人则没有谈判的习惯，要打就把你打死，仇恨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我们的文化是仇富的文化，是不崇尚商业文明的文化。孔子弟子三千，贤士七十二，只有子贡是挣钱的，但地位并不高，他又做学问又挣钱，养着大家，本应给他一个很高的地位，但孔子没给他这个地位，历史也没给他这个地位。
所以，民间仇富，是一个文化的传统。庙堂也仇富，还有很多办法对付富人。皇上是最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有大富人，也富不过皇上，即使富过皇上，也必须低调，夹着尾巴做人。所以大富人做善人可以，但是做大善人就有问题，所以民间在仇富的时候，庙堂要防善，要防大善。小善可以，比如大家都喜欢雷锋，他勤快、思想好，但是没钱。所以庙堂支持小善，对大善却有很多制度约束。
《中国慈善家》：你谈到庙堂防大善，但大善可以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和谐，这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
卢德之：解决方法很多。第一，需要推动，要让庙堂知道。庙堂有的时候防了大善还不知道，并不是有意识的，因为文化的影响已渗透到基因，他不认为这是防。所以现代慈善家应该告诉庙堂，你不要防我，防我对你不好，要说服他们。第二，先找小庙堂，找乡长、村长，我们先做好了，这是具体的策略。第三，你必须把自己做真了，不能假冒伪劣，要做真正的大善，不能小善装大善，或者伪大善，正是庙堂防伪善导致了庙堂防大善。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现在人们之间还有那么多不和谐的状态?
卢德之：第一，全社会缺少资本精神，对资本缺少尊重。挣钱的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稀缺资源，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没有他们这个社会能走到今天吗?没有子贡，孔子能周游列国吗?所以一定要尊重资本，尊重创造资本的人，这一点现在做得太不够了。
第二，缺少共享，一是缺少共享机制，二是缺少共享目标。为什么我提出“走向共享”?如果把资本精神当做理论基石，我们的理论目标就是共享,这与现代慈善构成一个三角体系。
《中国慈善家》：这样的体系如何才能建立起来?
卢德之：一个体系的形成需要很多条件，比如财富观，还有治理观。社会到底怎么治理?肯定是法治，但在中国不可能没有人治，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决定了我们只能搞大一统。
我走过一次丝绸之路，发现我们的祖先大都是胡人血统的，这个国家如果分裂了，汉人的祖先都没有了，更何况70%的汉人只占30%的资源，30%的少数民族占70%以上的资源，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个办法，所以汉武帝一统江山，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我强调法治和人治并举，法治是底线，德治是理想，圣治是必须有精神造化、有神的造化，这就是信念观。某一个宗教肯定统一不了中华民族，佛教太古老，基督教水土不服，道教太神秘、太玄。
很多人不信佛教，也不信基督，但总要信点什么，所以我提出信共同价值。我认为世界上完全普世的价值是没有的，所谓共同价值是在相当时间内，有相当多的人能认同的价值。东方有东方的价值，西方有西方的价值，凡是这些有相当人群在很长时间之内认同的价值都属于人类，叫做共同价值，或者叫共享价值。共享思想是三部分支撑，核心价值是财富观、治理观、信念观。
资本精神是一种道德追求
《中国慈善家》：提到资本这两个字，首先想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为什么你要创造“资本精神”这个概念并且推崇它，是不是用“财富精神”来形容更好一些?
卢德之：资本是个中性的概念，实际上，马克思从来没对资本下过定义，只是在马克思以及之前那个年代，比如圈地运动，本质上做好事，但确实伤害了一些人，所以人们把马克思的资本观描述成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资本本质上是能带来经济财富的财富。这是资本的定义。原始社会，以种地为例，粮食吃了就不叫资本，留下来做种子才叫资本，这些种子你要怎么播种才能产生更多财富，这是资本要解决的问题。
任何时代都有资本，都有资本精神，资本本身是中性的概念，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一开始的时候，资本的发展非常自由，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导致很多人的利益被剥夺，资本显示出了恶的一面。资本是一种财富，是能产生财富的财富，所以必须叫资本精神，不能叫财富精神。资本有活的灵魂，能带来新的财富，正因为有了资本的存在，有了资本精神源源不断地一代一代延续，才使社会一步一步前进发展。与西方社会相比，东方社会的资本精神发育很慢，就因为本身是农耕社会。
资本精神表达的是，拥有资本的人的一种自身的道德要求、道德追求，资本精神首先是富人精神，是有资本的人的精神。但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是社会的整体行为，需要管理者的劳动，也需要普通劳动者精雕细刻，点点滴滴地付出。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精神又是全民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中国慈善家》：资本精神就是有道德追求的一种精神，现在大家创造财富往往是出于一种欲望，欲望到精神的转化需要什么条件?
卢德之：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缺失所在。按道理，必须要有宗教情怀，宗教情怀让人更克制自己的欲望，人管人是管不好的，神管人才能管好。我为什么提出资本精神?我希望资本精神能成为一种情怀，也是“三个拼命”—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目的而花钱。一定要把挣钱和花钱连接起来，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花钱，赚钱一定常常违背道德，不会去思考金钱带来的恶的一面，假如你知道挣钱是为一个神圣的目的，就不会去搞假冒伪劣，就不会坑害别人，就会注意你的道德底线，所以资本精神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社会真缺这个东西，我们很多企业家也缺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有一种和现代文明相连接的精神导引，需要跟国际接轨。老祖宗没有让我们现代化，没有产生世界级的慈善家，我们必须要有新的精神、新的思想导引。
我研究宗教，但我不信仰某种宗教。中国不可能成为单一宗教的国家，我希望把各种宗教的精华吸取进来，打造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未来需要的精神。
《中国慈善家》：由亲民到敬民的转变，谁来推动这个变化?
卢德之：最有力的推动者就是企业家和慈善家。我们要倡导这种思想、倡导这种理念，这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必要的理论前提，现代慈善是打开中国社会现代化大门的一把金钥匙。
《中国慈善家》/慈讯网 记者_毕维尹 编辑_吴阿仑 摄影_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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