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没有健康就谈不上快乐、幸福，一个国家没有高身体素质的国民就不会有生气、活力。改善环境、改善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是人类谋求发展的目标之一。寻求发展、环境与健康的相关协调对确保21世纪每个人的健康安全至关重要

　　国内外专家测算，我国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8%-13%。环境健康问题已给我们个人和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历史经验证明，人类今天的抉择将决定自己及子孙后代的生命健康。投资健康应是效益最高的发展举措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考虑改善环境的战略问题。建议加强环境污染与人群健康研究。开展重要环境污染物人群背景值调查，建立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识别和评价标准。建立环境健康基础数据库，提出阻断和降低污染物危害人体健康的技术途径和控制政策

　　《里约宣言》第一条原则就是：“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健康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没有健康就谈不上快乐、幸福，一个国家没有高身体素质的国民就不会有生气、活力。改善环境、改善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是人类谋求发展的目标之一。寻求发展、环境与健康的相关协调对确保21世纪每个人的健康安全至关重要。

　　环境健康问题通常分为两类：一是与贫困和发展不足有关的传统环境健康问题，如缺乏安全饮用水，基础卫生设施不足，病原体食物污染，燃烧和燃烧方式造成室内污染，自然灾害，传病媒介等等；另一类是与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消费有关的现代环境健康问题，如：城市人口密集，工业、农业造成水和空气污染，化学物质、放射性物质和重金属污染，重复出现的传染病，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滥用环境激素引起的食品污染等等。环境健康问题及相关健康风险已开始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

　　人类引以为自豪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度开发自然的恶果可以历数很多，但最直接最必须面对的就是日益积累的环境污染已从生产、生活的全过程——衣、食、住、行、用、玩各个方面向人类袭来，几乎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大自然的报复使人类在付出可观的经济代价的同时也付出了健康和寿命。

　　近年来因居室装修材料造成的室内氨、苯、甲醛、氡超标引发各种疾病的案例屡见报端。某大城市儿童医院一位主任医师发现，其问诊的白血病患儿中近90%家中近期装修过，不少家庭还是豪华装修；某地血液病研究所接诊白血病儿童近千名，约50%患者是在居室装修后三个月内入住的。尽管高收入国家已证明吸烟是慢性呼吸道疾病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但中国男性和女性发病率几乎相同，说明中国更为主要致病因素是室内外高浓度的空气污染物。而具有合成、持久、远距离传输、食物链富集等特点的高生物毒性的持久性有机化学物质(POPs)则是已知对人类生存威胁最大的一类污染物。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去年在14名欧盟成员国的环境或卫生部长的血样中检测出55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平均每人检出37种，有些已禁用几十年。该基金会还在39名欧洲议员的血样中检测出77种有毒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在许多消费品中都找得到。国内的研究表明，我国即使在15-20年内停止生产和使用POPs，最早也要在第七代人体内才不会检出。我国禁用“六六六”已10余年，但目前一些地区土壤中最高残留仍大于1mg/kg。列入公约名单应逐步淘汰的和欧盟要求列入开放性名单的多种POPs我国还在生产和使用。加之农业普遍过量、不均衡施肥、打药，不仅降低了农产品品质，增加了生产成本，也带来严重污染。研究表明，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防腐剂、增塑剂、洗涤剂、副产物类、其他化合物这八类用途的化学物质中约有70种可能干扰内分泌。这些化学物质在生产、贮存、运输和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进入环境，严重威胁全球环境和人类健康。环境污染造成的“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更是影响当代及后代健康、影响优生优育、危及到长远生存与发展。联合国报告表明，人类所患疾病有1/4与环境恶化直接相关。去年卫生部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农村34%的人口存在饮水安全问题，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也较为突出。

　　国内外专家测算，我国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8%-1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空气严重污染地区死于肺癌的人数是良好地区的8.8倍。卫生部的官员说，2003年中国疾病经济负担达到了1.2万亿元，占GDP的10.3%，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环境危害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明显的，环境健康问题已给我们个人和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由于贫困和快速工业化的双重压力，环境与健康风险呈增长的趋势。虽然我们尚不能确切回答某些环境因素的风险有多大，但减少环境威胁无疑会改善人类健康和福利。历史经验证明，人类今天的抉择将决定自己及子孙后代的生命健康。没有良好环境作保障，人类社会的任何发展目标都将是空洞而无意义的。而投资健康应是效益最高的发展举措。

　　目前改善公共健康主要依靠药物治疗和其他临床手段，而与之密切关联的改善环境的战略问题则考虑不多，往往事倍功半，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不堪重负。现建议如下：

　　一是改对健康影响水平的补救性干预为预防性干预，从源头控制减少危害发生。预防性战略的核心是解决贫困和重视发展可能导致的意外后果。它包括控制人口增长，提供基本的卫生教育，建立完善的卫生设施及其网络，制订着眼长远的国家及地方产业发展政策、技术政策、能源政策、强制淘汰已知对健康有明显不利影响的产品和有害化学品。

　　二是将主要针对疾病治疗的关注转移到更为广泛的致病的环境问题上，从传统意义上的末端控制转向关系环境健康的全过程。

　　三是加强环境污染与人群健康研究。开展重要环境污染物人群背景值调查，建立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识别和评价标准。建立环境健康基础数据库，提出阻断和降低污染物危害人体健康的技术途径和控制政策。

　　四是从污染物迁移转化、人体暴露、流行病学、毒理学、健康效应经济评价等角度研究制定环境基准和标准。加强监控，严格执法。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能力。

　　全面启动预防性干预，调整驱动力的发展方向的成功，取决于有远见的计划和整体考虑，取决于部门之间的充分合作，更要靠中央的意志和国家的决心。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环保总局原副局长汪纪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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