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贾
2006-03-06
 春节期间游山西,学会了一句话,叫“学而优则贾”。

    这是号称“清代第一儒商”的常氏家族的家训。回来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学而优则贾”—学即知识,贾即商—不就是知识与经济的结合吗?我本来就认为,自然经济与信息经济之间,存在隔代遗传的螺旋式上升关系。现在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辅证。

    
“以知识为基础”,这只是三晋儒商与信息经济的形似。神似处却在“以人为本,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统筹人与自然、统筹经济与文化、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对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等。

    信息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否定之否定。探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结合的晋商经济,可以启发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新经济。

  作为知识与经济结合体的“学而优则贾”

    迈进晋中榆次常家大院,我最初还没在意,第一感觉只不过是:嚯,又一个土财主,在自己家里,盖了座“故宫”(100余座院、4000多间房、50多幢楼)外加个“颐和园”(7座园林、一个湖、高阁低亭、曲廊斋坊、水溪池潭无数)。

    真正令我心中一震的,是常氏家训“学而优则贾”。学而优则贾,实在精辟!

    其一,学而优则贾,是对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反叛。学而优则仕是权力社会的写照,显示了知识对于权力的依附。学而优则贾,第一次在知识与价值目标的关系上,将商摆在了仕的上面。这在传统社会中,实属难能可贵。

    其二,学而优则贾,突出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在美国,最优秀的人才不是在做官,而是在经商。在中国以往的农业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个人的商业机会较少,客观上也逼使人们走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儒商选择学而优则贾的人生道路,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具有时代意义的。

    其三,学而优则贾,将知识与经济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在新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研发的本质,就在于学而优则贾。在知识经济中,更是只有学而优,才能适应商业社会的激烈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商具有知本家的特征。只不过对于知本家来说,这个商不是与民对立的,而是资本与劳动的结合。特别是,当文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化化兴起为经济的主流时,研究儒商更具现实意义。

    常家大院,是“学习型社会”的一个榜样。

    “学而优则贾”主题,在常家大院,都渗透到砖瓦中去了。例如我看到一处“外三”墙砖上,就刻着“知春秋大义”,“为学子本色”。在这样的崇尚学习的气氛中,常家出过进士,建有“进士弟”。传到十六、七世,现在活着的教授,就有几十位,分布在全国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中。

    常家大院还有一种连中关村都不具备的硅谷气氛。我以为硅谷的知识,属于创意型的,非青山绿水不足以匹配。硅谷的知识是甜的,中关村的知识是苦的。这一点很象常家大院与王家大院的区别。王家私塾偏安一隅,里边一群愁眉苦脸的小娃娃,一位还睡在了桌上。而常家夜自习的地方,叫锄月,意境是读书既晚,池上洗笔,搅动一池明月,是谓“锄”月。体现了学在其中、乐在其中的境界。我觉得如果把常家大院搬到中关村,中国软件超印度,会早好几个时辰。

  作为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学而优则贾”

    学而优则贾,真正的意义,还不在上述所说的那些表层的东西,如知识、知本、商业精神等等,而是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根本共通处,在于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合一。

    我看了很多对常家大院的介绍,都不如网上《北京之窗》的一则广告解析得深透。广告中说常家的学而优则贾:“将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完美地体现在经济意识与经营活动中,实现了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合一,遂成清代驰名中外之儒商望族。”

    工业经济的致命弱点,在于将经济人与社会人对立,从而堵死了统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最关键门径。它的典型经济学表现,就是片面强调经济,忽视社会;片面强调经济人理性,而忽视社会人理性。人们通常在谈经济问题时,用“伦理道德”概括社会人理性,是不准确的。所谓“道德理性”,在本质上是属于经济学范围本身的社会人理性,而不是经济之外的东西。互联网的本质,不在于强调节点型的经济人理性,而在于发扬联接型的社会人理性,其技术的经济映射物是社会资本。在这一点上,它与儒商的自然经济,虽然在生产力基础上完全不同,中间还隔了蒸汽机一代生产力,但在统筹发展上,有重要相通点。

    信息经济的历史使命,如果放在“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这个正反合逻辑中,显然不是主张IT要怎么怎么样,而是要主张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在继承工业经济形成的经济人理性假设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人理性的重建,在更高的生产力层面上,复归自然经济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统筹协调发展。信息在这里的根本作用,就是统筹协调用的“胶水”。凡是认识不到信息化这种“胶水”作用的人,我都视他为信息时代的门外汉。

    信息和生物技术,作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协调沟通的技术,与蒸汽机技术—它指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分属方向相反、对象不同的两场革命。信息和生物革命最终会同谁走到一起?显然是生态保护主义、人本主义。所以我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也许从儒商那里比他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坚持者那里,能学到的东西更多。因为统筹发展,正是他们之间隔代遗传的基因。

    第二,把经济与文化结合起来发展。

    儒商,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知本家,不是主要靠知识作为生产要素为生的人。知识对于儒商,一方面是学识准备,一方面是修养储备。学的真正含义还是在人伦。学而优则贾,是儒商的原则。这里的学,不光是学知识,从晋商的实践看,更多与修身做人的伦理相关。那个时候的学,学的多是今天文科的东西。但从今天的角度看,恰恰是儒商这种经济与伦理、经济与文化不分的状态,对于未来大国崛起中必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统筹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东方价值的参照系。

    经济与文化不分,是自然经济的重要特点;经济与文化统筹合流,将是信息经济的重要特点。我预言,随着工业化的渐近完成,文化从经济中剥离的趋势,将发生一次重大逆转。文化将借信息化的力量,重新融入经济之中。未来国家竞争力的经济高端,将在文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化化中形成。我这样说,你可以不信。但劝你听一听制度经济学重要代表人物青木昌彦的看法,他认为日本将经济与文化结合起来,(标志是从GNP转向GNC),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又一“伟大历史转折”。中国可以错过一次明治维新,不可错过第二次。我们现在的认识,还停留在第二次明治维新之前的幼稚阶段,例如把文化当作“内容”、当作“精神”等等。在这点上,我建议大家不用大老远地去学日本人,到山西见识见识晋商大院,看看晋商如何在经济中文化,在文化中经济,就懂得后现代的GNC是什么了,懂得日本的GNC为什么让美国《外交季刊》和《时代周刊》感到可怕了。

    第三,信息经济时代的中国人,要学习自然经济时代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和开放心态。

    不要认为我说反了。我们现在追求的所谓大国崛起,不过是我们的前人曾经历过的事情。那时领先的中国人,未必保守和封闭。反过来我们该担心的是我们自己。

    我原来以为晋商都是土老冒,这次到山西,印象大改。山西作为古代金融贸易中心,相当于今天的上海。晋商当时“汇通天下”的精神,一点不亚于现在的互联网精神。

    平遥日升昌的雷履泰,居然一个人自己发明了一种金融制度(票号制度,相当于现在的银行),推行到全国,改变了中国经济。就创新精神和创新难度来说,我看不亚于比尔·盖茨。如果说雷履泰是个别情况,但他的金融创新能广为接受,说明整个社会不保守。

    更重要的是,雷履泰这种行为,具有大国气象。一个国家崛起为大国,必得有雷履泰这种定义新规则、新秩序的大气象之人。相比之下,你看现在的人,多么不自信,让一个小小纳斯达克崩盘,吓成那个样子,几年不敢说一个“新”字,不敢沾互联网的“腥”。而国内在美国网络股崩盘后,对新经济那种“苦大仇深”、幸灾乐祸的舆论氛围,也不比雷履泰创新面对的环境宽松多少。

    德国地理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汾男爵,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我以为,今人要学的,不是山西人如何会理财,而首先是晋商那份自信,要有晋商时代中国人那种大国气度。

    自然经济时代,我们有这种表现为创新和开放的大国气概,敢于进行中国独有的制度创新。信息经济时代,做强国要求更高,中国人表现不应当更差。(来源:互联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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