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臻旭*
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学说。
早在1676年，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指出，中国人在理论科学方面不如欧洲，但在政治、伦理方面，中国却远胜于欧洲。然而，自民初废除读诵传统经籍之后，传统文化日渐没落；随着现代化社会对物质财富的孜孜追求，儒家思想这源头活水逐渐失去自觉，已然不彰。
近几年来，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以及社会上治安、交通、环保等种种问题丛生，就整体而言，对于原先社会上高涨的欲望造成了相当大的挫折。根据一般人往往是在错误中学习，在挫折中省思的道理，中国人是到了彻底反省自己价值观、学习提升人生价值的时候了。然而儒家说在现代社会中有无存在的价值与发展的可能？现代社会是否需要并容纳儒学？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时也认为必须正视儒学面临的现代挑战及其发展的局限。为了保有这珍贵的传国之宝，我们有必要将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关系加以诠释。
一、儒家思想之精华
1．思想基础——“孝亲尊师”
儒家认为“孝亲尊师”是做人的根本。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天地之行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是生育我们的恩人，要知恩报恩。凡为人子，孝当竭力，夙兴温请，这是天之经、地之义而民之用。所以孝是动物天性的光明，人间永恒之真理。
“师严道尊，人伦表率，养我蒙正，教我嘉谟。”老师是生我们法身慧命的恩人。人若没有智慧，与畜生无异。因人也是动物之一，人比动物高是人有智慧，有道德观念。智慧道德是老师教的，所以老师的恩德与父母是相同的。
父母跟老师对待子女、学生、子弟，可以说是爱护无微不至，期待更是殷切，教育也格外地认真。因此，做弟子的人要常常念着父母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尽心尽力地顺从。所以说，“孝亲尊师”是德性之根本。
2．核心思想——“仁”
儒家思想，核心是“仁”。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仁者，爱人”，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时时处处把自己放在旁人同等的地位上，推己及人，充分为别人着想，尊重别人的意志和心愿，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不强加给别人，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破除一切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自我中心主义，因此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体现在政治治理上，就是要“为政以德”，“节用爱人”，主张重视教养，改善民生，增强国力。
“仁”也是儒家提出的最高道德准则。众所周知，孔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他认为，作为“仁者”的君子，一定要有人格，有志向，能明辨是非，能守死善道。他提出，人要修德，讲学，徙义，改不善。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曾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原则真理的追求维护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不但教育了学生，对一个民族刚建进取心理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3．立身之本，处世之道——“诚”
诚信，是儒家所推崇的处世原则。《礼记·乐记》记载“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自古以来，就有“人无信而不立”的说法，从商鞅辕门立木到曾子杀猪教子，“言必信，行必果。”作为衡量个人品行优劣的道德标准之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以诚待人；要求我们要诚实，态度要诚恳，讲话要坦诚。待人以诚，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功利思想，是心与心的交流，一定能在彼此间建立深厚的情谊。如果有求于你，对你以诚，明日不求于你则弃之，长此以往，必成孤家寡人。所以，坚持以诚待人，萍水相逢可成知己，沦落天涯可觅知音；得意之时不冷落朋友，失意之日有贵人相助，唯有真心换真心，唯有真情换真情，才是处世之真谛。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之精华——仁、义、礼、智、信，此五常正是治疗现今人伦道德衰微，人情疏离，社会冲突的一剂良药。
二、儒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近年来，西方的许多社会病，如犯罪、吸毒、家庭破裂等也在东亚滋生和蔓延。许多有识之士提出重建精神价值。韩国的新民运动，新加坡的礼貌运动，敬老运动，推广华语运动和台湾的读经教育等相继出现。这些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把儒家伦理重新找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而道德确实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重要的精神力量。而社会主义国家要得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不仅要依法治国，而且要以德治国，正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识了“为政以德”这一治国的客观规律，自觉地把它运用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上。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规划，正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有机结合。
一直以来，在如何调节社会关系，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各层关系之间的问题上，在如何培养人们服从权威，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等问题上，东亚与北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后者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手段，依靠物质的奖励惩罚，而在有儒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就强调了儒家伦理的作用。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布吉尼认为，儒家伦理与美国现代经济民主主义的巧妙结合，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所在。这种经济形式叫做“儒学资本主义”。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说：“《论语》加算盘，是企业成功的法宝。”确实，在日本，职工一进入企业就要接受忠于企业及其领导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工感到企业像家庭，感戴“家长”，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企业如此，日本经济怎能不繁荣？
此外，将儒学研究与现代文明困境结合起来讨论，也是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新主题，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十分重视儒家人文精神，并提出了从儒家人文精神出发来反思近代启蒙以来的文化问题。他认为，从人的尊严来看，西方的人权理论仅仅提出了一个“最低要求”，然而“在儒家的传统里有关伦理学的课题，确有很丰富的资源。”他说：“儒家人文主义将会成为21世纪人类繁荣的灵感之根源。”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实际上面临严重的危机，解救西方现代化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重提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夏威夷大学的安哲乐也在《儒家学说与社会进步》一文中指出：“求助于正确理解的儒家资源，可以为一种更加切实可行的新型的美国民主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由此可见，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也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促进社会的进步。
二十一世纪将是智慧的世纪。无论是人工智慧的科技产品，还是人脑智慧的开发，都将极为兴盛。但是对人类来讲，是福是祸还难以断言，因为人性若不能向善，即使拥有尖端科技和人脑智慧，也只会将犯罪升级。因此，未雨绸缪之计：正视看似不起眼的儒家思想，并使之回到生活之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中最值得珍惜的传统。它并非仅存在于吾人心灵之外的典籍，更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观念和价值。这珍贵的传统从未与时代脱节，且处处预示了每个时代的时代性。因此，我们应当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开创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脉络中，获得张举，进而成为现代文化中的活力，永续它的光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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