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之时代精神
2006-03-06

陈立夫

一、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

    我们知道自从孔子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也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而成为中华文化的道统。所谓道统,就是把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人类生存原理流传下来,为子子孙孙所遵守,只要中华民族不断的要求生存,则中华文化的道统自然永久存在。中华民族珍视此一道统,数千年来代代相传,自战国以迄今日,历代的治乱兴亡,难以尽言,有时政统可断,而道统始终不断。就因为道统不断,所以每次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重建国家新秩序的人,大多是确信儒家思想的学者。而且历代都有大儒,继承儒家的正统思想而发扬光大之,都发挥适应各该时代的作用,其最著者如汉代的董仲舒、郑康成,隋代的王通、唐代的韩愈、李德裕,宋代的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明代代的王守仁、朱舜水,清初的顾炎武、黄梨洲、王夫之等。试研究历代大儒的思想,就可知他们都能把握历史演变的契机,使道统得以维护,国家民族得以生存。真理永不毁灭,没有时空的限制、阻碍,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人类共生共存的真理,自然不受时间变迁的影响,亘古常新,所以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美国近代历史哲学家杜兰博士(DR.Will Durant)对儒家思想的观察最深,在其所著Our Oriental Heritage一书中说:“中国历史可以孔子学说影响来撰述。孔子著述,经过历代流传,成为学校课本,所有儿童入学之后,即熟读其书而领会之。此一古代圣哲的正道,几乎渗透了全民族,……使中国文化之强固,历经外力入侵而巍然不坠;且使入侵者依其自身影响而作改造。……即在今日,犹如往昔,欲疗治任何民族因唯智教育以致道德堕落、个人及民族衰弱而产生的混乱,其有效之方,殆于过于使全国青年接受孔子学说的薰陶。”近来西方学者和杜兰博士持相同见解的,尚有其人,即如十馀年前索忍尼辛在哈佛所讲的“一个分裂的世界”,就有许多论点与儒家思想相通,他主张精神物质的平衡,以矫正社会的物质偏差,正是中国所崇尚的中庸之道。这些都可证明儒家思想的确具有新时代的意义。

    现在我要把儒家思想与三民主义息息相关之处,作一简单的说明。孙中山先生最初仅说自己所持的革命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后来对俄国代表马林的询问,才明白的说:“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所以在讲演民族主义时,则说:民族思想是我国祖先所遗留,民族主义只就所遗留者发扬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儒家的民族思想是严夷夏之分,主张民族国家的统一,国父亦多采用而更加充实,而对外国则采兴灭国,继绝世,使之共生共存,民族平等。在讲民权主义时,对于儒家的天下为公及民本思想,几乎完全接受。在讲民生主义时,则完全采用儒家的仁政思想,所谓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中心观念,正是孔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说:“诸君或有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不知道中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过了这项主义的,像周朝行的并田制度,……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凡此,均足见儒家思想是三民主义的本源。我为更明确的说明儒家思想的时代精神,当就伦理、民主、科学三方面,分别叙述儒家思想的时代意义。

二、儒家伦理道德的时代意义

    儒家思想重视伦理道德,因为人的四周尽是人,其相互关系甚为复杂,归纳之为五大类。其上下的关系,在内为父母子女,在外为君臣(即今之所称长官与部属);其前后左右的关系,在内为夫妇及兄弟姊妹,在外为朋友;其余的可照辈份、地位、年龄的不同,比照归人五类之中,儒家称之为五伦。这五伦关系,古今相同,人与人间相处之道,叫做伦理道德。伦理道德的称谓,孟子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谓“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在《大学》中申述止于至善时,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其他用之于伦理的德目大同小异,其基本精神皆归于仁爱。自从汉武帝尊儒以后,以儒家仁的教育为中心,历代教育皆以明伦为主,未尝稍变。到了现代,孙中山先生主张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救国的道德,所以民族主义以伦理为基础,而以仁爱为民族伦理所发挥的极致。后来又增加礼义廉耻四维以配合八德。在四十年前,我担任教育部部长时,规定以礼义廉耻四字作为各级学校的共通校训,作为各级学生的训育目标,当时风行全国,对于加强抗战精神,确曾发生相当的效用,所以直到现在,各级学校的校训,还没有变更。目前的伦理教育是必须坚持这一民族精神、民族大义的武器,才能复光中华民族。

    德儒莱布尼兹(Leibnitz)说:“中国人在实践哲学方面超越吾人,对于人类生活行为与利益,曾设想一套伦理政治的法则。”实则所谓伦理是人类生活的正当方式,不是圣贤要这样设想,是天地间自然之理应当这样做,如同顺道走路一样,所以叫做道。孔子教人学道的次第,是博文约礼,博文是方法,约礼是实行,其要旨在于求仁。求仁就是做人所应做的事,假使人类不能从自身的努力去发展人的特性,则仍将退化复归返于禽兽了。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求生存原为人类进化的原动力,一旦饱食暖衣,生活无忧,自会由饱暖而思淫欲,将人与人间的正常关系搞乱七八糟,伦常乘谬,争夺残杀的兽性复起,势必近于禽兽。我在《人理学研究》一书中,认为伦理道德是人理学中极重要部份,故曾不习题其烦的再三说明:伦理为维系人类生存的要件,伦理存,则人人具有集体生活的条件,有团结互助的基础,因之,社会有秩序,家庭享和乐,国家致安宁。否则伦常既失,人各为私,国家社会遂成为一盘散沙了。所以政治的第一要务在“正人伦”,教育的第一要务在“明人伦”,实以道德的实践,在于人伦的端正,人伦既正,道德始立,道德既立,国家社会始有平治安宁之日,儒家伦理道德的时代意义即在于此。

三、儒家民主思想的时代意义

    儒家的民主思想是早已有之,所谓“民为帮本”、“民为贵”的民主观念,随着道统一脉相承,成为儒家思想的特质。民主的基本精神是自由与独立,孔子道倡“有教无类”,就是要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使能获得自由平等的地位;又主张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民主政治。孟子更大胆的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宋时代实行科举制度,使全国人士公开竞争,这就是应用考试制度,以达成选贤与能的目的。历代治权大都掌握于相臣之手,读书人只要敦品励行,自可出类拔萃,参与国家的政治,所以历代政治虽治乱相承,却始终建筑在儒家仁爱的基础上。为政首要,在得民心,民心之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孟子早已说明此意:“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有心斯得民矣。”后儒甚多相似的言论,至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则民贵君轻的思想益彰。所以人们认为《明夷待访录》比之卢梭的《民约论》是一百年,而思想更切实伟大。

    其实西方的民主思想是受儒家思想的启发而产生的。自从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论语》及《大学》、《中庸》的拉丁文译本在巴黎出版,当时欧洲各国学者大受影响,认为中国文化是公正的、仁爱的,中国政治制度是高明的、完善的。再经福禄特尔(Voltaire)及重农派对孔子的推崇阐扬,成为推倒中世纪以来封建社会下贵族政治的武器,终于掀起美、法两国的大革命,世局为之创新。一九四二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曾说:“中国哲学与其国民性的趋向民治,对于西洋政治哲学实有重大的影响。美国建国之初,若干贤哲倡导革命,奠定宪政,其信仰与作风,直接挹取于欧洲,间接导源于中国。此种文化因缘,美国人士现多茫然无知。”又说:“中国文化实为启发西洋民主政治之源泉,亦为创造西洋民主政治之一动力。”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本为同一潮流,法国革命文献中的一七九五年法国宪法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人施己,先施于人。”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儒家民主思想的时代意义了。

四、儒家科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我主译英人李我瑟所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觉得此书对于中国科学的成就,钩玄探幽,推崇备至,至足令人感佩;然而在其“儒家与儒学”一章中,竟否定儒家对于科学的贡献,则不无遗憾。在此书节本第二册的前言中,我曾简略的说明儒家的科学思想,认为儒家原以心物并重、仁智兼赅立教。在《大家》一书中,格物为一切之首要;在中庸则以尽物之性,紧随尽人之性之后,而在治国平天下的九经中,又列来百工为一经。中国古代人民除经营农业外,仅有关于食衣住行育乐的日用必需手工艺品,不若现代大量生产的工业。周礼考工记说:“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考工记与中庸都重视百工之事,其目的实用,而禁止淫巧无益之作,其奖励工业的方法,“日省月试,既禀称事”,与现代工业科学注重研究发展及提高技术人员待遇之道,完全符合。可见时有古今,道无二致,惟历代大儒多仅注重尽人之性,而忽视尽物之性,以致有今日科学工业落后。不过李氏对于宋儒有关科学及宇宙论的理论,甚为推许,并且明白指出朱熹的自然有机体论对十七世纪欧洲学者的影响甚大,使现代自然科学由机械的宇宙论进步到有机的哲学时,世界学术遂突然踏入达尔文、菲理沙尔(Frazel)、巴斯德(Pasteur)、斯柏曼(Spemann)、浦郎克(Planck)和爱因斯坦(Einstein)的时代了。他特别指出这条思想路线,由怀德海(Whitehead)至恩格斯(Engels)、黑格尔(Hegel),回溯到莱布尼兹,而莱布尼兹的思想是来自朱熹。这是西方人士所未知的文化线索,可知儒家科学思想的影响至为深远。

    二十世纪是科学技术的大时代,科学为人类增加福利,但亦引起了许多严惩的困扰及危机。这就由于现代科学偏重物质,人被物质所诱惑、所陶醉、所催眠,道德愈日趋堕落。我们儒家的科学思想是心物并重,仁智兼赅,认为科学的发展必须以伦理道德为基础,才能有益无害。

五、儒家的王道文化是救世良药

    由上所述,可知儒家的王道文化,终必成为人类所瞻望的灯塔。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育教训,应足以唤醒世人,使知仅凭武力与金钱,不足以解决世界问题。人类的幸福,全凭去私心存公道一念之转,亦即道德二字的真义所在,不和不平的事实既存在,世界安有和平的前途?儒家思想历史悠久,累积数千年先圣先贤所得的经验,对人文科学研究最精,远胜于人,为人类之广生和长生计,既知不能凭财,更知不能凭力,必须凭德,文化始有其真基础。故儒家思想有德本财末的昭示,有王道胜于霸道的信念,我们若能遵守此一昭示,确立此一信念,则儒家王道文化复兴之日,即为人类幸福共享之时。我们当确信儒家思想具备有时代精神,继续努力于复兴民族文化,终能争取最后的胜利。记得前清英国大使朱尔典在他返国时,路过福州;当时曾留英的著名文学家和海军将领,他的好友严复先生正在福州基地,获讯后,严氏登舰前往送别,谈及国事,因担心中国已面临灭亡关头而伤心泪下。朱尔典即答覆说:“中国不会灭亡,因为中国有一大宝藏,只要能固守坚持,善加利用,中国不会灭亡。”他更进一步说:“我忧虑的倒是欧洲的前途。”严氏惊奇的问“什么宝藏?”朱尔典答覆说:“四书五经。”数千年来我们的民情习尚,不用词费,尽人皆知都是四书五经的智慧和教训所铸成的。从朱严二氏的谈话中,可以明白一位深思客观的外国朋友,以以实际和批判的眼光视察了中国历史的演变后,都可以得到这私一个结论;中国民族的一致性,中国的文化文明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都证明其先天的卓越越性,是在亚洲各邻国中所独具的,且常是征服了、同化了那些曾征服中国的民族。

    再回头看七十年代的欧洲,便显出这位英国人士的眼光是多私的远大而正确。这一段话对于青年是正确的指示,正可说明儒家思想的时代精神,儒家思想是重视人生的责任与意义,所以吾人须光大一己的生命,以求仁道的发扬;贡献一己的智能,以增进全民的福利。成己的目的在成物,吾人自宇宙取得智慧、智识、经验,集于个人而成己,当复用之于成物,大公无私,视人如己。且应多取多得,使一己的条件愈为充实,其为人类作更大更多的贡献,这是人生的责任,人生的意义亦即在此。希望由成己以成物,发挥儒家思想的时代精神。儒家的救也精神,因而愈见弘扬,中华民族幸甚,全世界人类幸甚。

(陈立夫 台湾中华孔孟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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