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皇甫平对话:《改革不可动摇》发表前后
200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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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 史训锋/图
  

  2006年春节后,一篇题为《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文章认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并尖锐批评了当前否定改革的部分言论倾向。

  引人关注的当然还有文章的署名——“皇甫平”。15年后重现江湖的这个署名,让人联想起1991年发表于《解放日报》,倡导深化改革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该系列评论曾被人评价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先声。

  围绕《改革不可动摇》,学界及民间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议一时间充斥网络,更有人指出,“改革开放的拐点时刻到来”,“又到思想解放时”。文章的作者,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身处舆论中,也渐有历史记忆“恍惚重来”之感。

  2月12日,周瑞金先生在上海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细数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发表的前后。

  一旦那些不正确的言论渐成气候,可能会困扰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决心

  记者:一篇文章的发表以及产生深远影响,往往与“时机”相关,15年前的“皇甫平评论”可谓切中时势,这一次,您再度开言改革,是否也是适逢时机?

  周:是。15年前国内外形势下,人们对改革方向有许多争论。当年“皇甫平”文章提出推进改革开放,产生巨大影响,也引起激烈论争。今天,社会上对当前遇到的改革中的新问题和矛盾正议论纷纷,甚至出现一股否定市场化改革的倾向,于是《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应运而生,提出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深化改革目标。

  记者:为什么不更早出来发言?

  周:我实际上也观察了相当一段时间,之所以选择在今年说,因为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个规划提倡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这是个很有利的阐释时机。我觉得不能再等了,一旦那些不正确的言论渐成气候,可能会困扰改革进一步深入推进的决心。

  记者:您写这样带有某种指向性的文章时,是否有策略上的考虑?

  周:这一次我很讲策略,最初是发在网上。网络上可以反对,可以支持,比较自由,也不会成为正式的论争,而1991年则是在上海的党报上发表。这次我是作为一个退休者,依靠自己对社会的见解,发出醒世微言。海外媒体揣度我言论的背后动机时,我马上在网上回应,讲清来龙去脉,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怀疑和猜测。及时澄清,这也是策略。

  记者:有人评价,《改革不可动摇》中的观点并不新颖,它所以引起了广泛争议,全靠“皇甫平”的署名……

  周:“皇甫平”是个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署名。这一次被用出来并非我的本意,我也没想到这个署名还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已经退休,原来只想着努力就改革发表一点意见而已。当然这也是我今年要写的重点文章,我翻阅了很多材料,经过一段时间酝酿,也征求了一些意见,文章并不只是我个人的智慧。

  有些尴尬的是,因为这个署名,我在文章中真正想表达的意图反而被部分遮蔽了。我想说的就是,对改革反思的各种意见不应该导入姓“资”姓“社”的制度之争,而应该是改革如何深入的问题。我试图在文章中揭示,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这个公共品包括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环保等诸多方面。因此,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深化政府职能、机制与管理体制改革,才是当前深化改革,解决民众诸多不满意的关键所在。

  统统归咎于改革,就把问题提升到社会制度层面了

  记者:那么改革目前所遇到的弊端的症结到底在哪?

  周:归于一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没有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显得滞后了。如果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配套的话,改革就要遭遇瓶颈。

  从职能上说,政府要回到社会公共服务的本位上来,政府不应该做市场应做、而且可做之事,真正承担起政府应做、可做,市场却无法做到的事,比如对公共需求品考虑不够,富余财政也没及时向公共事业倾斜。以前讲经济发展了,一切都水到渠成,但现在显然许多问题还滞留着。有的地方改善了市容,营造了城市,但对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看病、治安等矛盾在累积着的问题解决不够。

  记者:有人说您的言论置民生疾苦不顾,鼓动改革是为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代言?

  周:改革,我是得益者。一个农家子弟一步步走到今天,完全是因为改革才有的。我能有机会有平台用自己手中的笔,写出“皇甫平”的文章,推动思想解放,这也是因为改革才有的。但我绝不是那种依靠腐败,损人利己,以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的得益者,我更不是什么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些自有时间、公众、历史、实践去检验。

  客观说,包括弱势群体在内,大家都是改革得益者,改革把综合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人民的生活也提高到小康程度,大家也获得了更多自由发展和平等的权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至于改革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解决的。

  这篇文章本意还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说话,我不否认改革中的诸多问题,不否认弱势群体在改革中被边缘化的遭遇。但如何解决?煽动仇富情结,制造对立情绪,能解决公平问题吗?全盘否定国企、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的改革,能够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的问题吗?

  记者:有人批评您对贫富差距太过宽容,是因为你身在高位,无法真切调查研究问题的严重程度?

  周:退下领导岗位后,我离开庙堂,接触社会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也许我全面调查不够,但我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也在看相关的书,我了解到,我国一次分配中存在严重的不规范现象,如垄断行业和无偿占用全民资源的企业获得过高的超额利润,一些政府机构和教育卫生行业存在严重的违规收费的“伪政策”等等,使得社会成员在市场竞争中机会不平等,权利和权益被侵犯,造成社会不公正。此外,收入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等等。再有如我上面提出的人民对公共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而投资型的财政体制对公共品的供给和服务不到位。

  所以我在文章中强调,改革的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并不是对贫富差距的太过宽容,而是改革实践给予我们的有益启迪。

  记者:有人指斥你患有市场膜拜症?

  周:这不是膜拜的问题,你看看全世界,哪个国家的经济进步不是靠市场经济获得的,这已经是被证明的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况且我们还提宏观调控。前些年,老百姓批评政府介入太多,计划成分太浓,才几年现在又批评市场成分太过分。民间情绪和声音,要重视,但不能一味为其左右。

  记者:如何面对在改革中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如何正确对待这些对于改革相对激奋的负面情绪?

  周:现在容易让人模糊的是,似乎凡是为穷苦老百姓说话就是好的,但问题是,怎么样为老百姓说话?

  要知道,科学发展观的要害核心还是促进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应当关心帮助弱势群体,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贫富差距的缩小还是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今天贫富差距的拉大,引起民生关注,与忽略了公共品的提供有极大关系。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表现在提供社会公共品的公平和公正上。在经济发展不快,民众温饱尚没有解决的时候,政府注意提供公共品——教育收费低廉,有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保障,住房是国家分配,公共交通便宜等等,这才有虽然贫穷但依然公平之感。改革后,经济发展了,个人收入提高了,私人品的供应充足了,但社会提供的公共品不足,公共品供给不仅短缺,且不公平不公正,这就成问题了。在一些发达国家,虽然贫富收入的差距也很大,但由于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公共品比较平等,社会矛盾就不突出了。

  现在有些人把贫富差距等问题统统归咎于改革,这就把问题提升到社会制度层面去认识了,认为中国的改革走向资本主义了。其实只要客观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公共品的短缺低效问题,恰恰是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

  记者:网络上反对您的声音,您有过大致的思考吗?

  周:相当部分是年轻一代,他们没有过往历史经验的教训,容易被情绪感染。还有一些来自学界的不同声音,他们还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观点。

  这里也有一个对比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有些人怀念建国之初,当时虽然经济落后,但注意公共品的配给,比如住房、暖气等都由单位包揽,看病有报销,一下子让人觉得十分有优越感。

  我倒不认为驳斥我言论的多为改革的失意者,这一代人吃过历史的苦,但他们未必这么愤激,因为经历过动乱年代,历史经验告诉他们,社会进步还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经济繁荣,畅所欲言,能够通过网络随意发言,这些都是改革带来的。

  记者:这些反对、批评的言论有没给你带来困扰和压力?

  周:受到攻击说明有影响,我就怕文章石沉大海。引起争议,可以促发大家思考。这个时候应该有静气,几篇反对文章算什么?我自认站在真理的一面,顺应潮流。这不是个求个人安稳不安稳的问题,我有话就要说,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我家里人不赞成我写文章,说一篇文章能改变什么?我说,一篇文章是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作为老报人、老干部,应该有改革成败,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我想安度晚年,但我还有一支笔,就这么一支笔,能说说话。

  我的文章是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写的,也符合“十一五”规划。当年我是赞同邓小平讲话精神,而这次是符合中央的文件精神。

  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探索。我们常说“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是说边改革、边反思、边完善、边前进。我并不反对反思改革,我的文章也是在反思改革。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近年来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也可以说是反思改革的成果,反思改革应是在推动中反思,不应该促使改革停滞后再反思,对于反思的市场经济更要分清楚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总不能因为反对坏的市场经济就把好的市场经济也反对掉了……

  记者:这一次的论争,您会觉得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现实层面?

  周:过去社会一度只关注GDP,关注经济增长。欣喜的是,政府已经有意识在纠正,科学发展观已经有了全面的阐释。

  贫富差距说到底是最棘手的,江泽民同志就曾表示,自己主政13年,贫富差距的调节是最难的,因素很复杂。但是现在,网络上流行“劫富济贫”的思路,中国现在究竟有多少富人,究竟富到什么程度?一味鼓吹这个,穷人非但得不到好处,还会导致富人的财富流失。这对社会发展没好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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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平:《改革不可动摇》

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

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正确观察、分析当前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开放就曾经成为一股甚嚣尘上的思潮。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贯彻执行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能过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与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的。

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本着与时俱进和务实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方略;其本质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坚持改革为主线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定能逐步统筹解决城乡间、地区间、贫富间的差距问题,统筹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解决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相协调问题。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大阻碍,在于既得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通行无阻,越演越烈。历史已经证明,“让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这表明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

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显见,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资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给)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成为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产生严重扭曲。在一些本不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步履维艰。

仅以土地市场化为例,地方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从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使使用权拥有者的农民、居民利益受到损害。近年来城镇拆迁和农地征用环节的大量民事纠纷,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征用与土地要素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功能定位及权力运行程序的缺陷。

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深层次体制因素的表现,尤与行政管理体制息息相关。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比较多地在技术层面上效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较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因此,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书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列为各项改革之首,并首先突出解决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垄断专权问题,以此打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通道,实现市场经济完整推进。从职能上说,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公共资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开地向公众服务分配,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多样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复杂度都在增加;而我们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的极端判断,把问题归罪于改革。有人以个案来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判断,坚决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推进全面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还需要完善,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社会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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