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章轲 发自北京

　　“最贫困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1.8%，而最富有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将近30%。”日前，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在出席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时表示，当前，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不仅影响大众有效需求的生成，制约经济发展，还正在加剧社会的不和谐。

　　《第一财经日报》：刚刚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从目前来看，贫困人口大多生活在农村。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掌握的情况，目前我国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如何？

　　段应碧：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增长持续强劲，由此也带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40%的劳动力实现了就业收入模式向非农化的转变，3亿多人口实现了生活方式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还有1亿多农村人口常年工作在城市。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作用得到发挥，自然就产生了收入的分化。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分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一个主要的指标就是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在不断地扩大。改革初期的1984年，基尼系数是 0.26，2000 年上升到0.42，达到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004年则上升到0.46。

　　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的收入分配中，最贫困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1.8%，而最富有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将近30%。

　　富人的奢侈消费和穷人的生存困境同时并存，而且两个群体之间缺乏良性互动，诱发出社会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社会的不和谐和不稳定因素正在增加，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更多地关注公平的阶段了。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如何有效地解决中国经济与社会分化的问题呢？

　　段应碧：解决社会分化问题，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我主张通过推动收入的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和谐。

　　首先要完善市场、搞好财富的一次分配。市场是财富第一次分配，要从根本上提高效率，促进公平竞争，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使国力增强，福利提高。

　　第二，要合理税负，搞好二次分配。在打击非法收入的同时，应当利用税收杠杆搞好二次分配，提供公共支持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性，抑制社会的继续分化，实行累进税制，合理“削高”；实现扶贫与社会安全网建设，合理地“抬低”，促进社会公平。

　　最后，还要注重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促进NGO及非营利组织的发育，特别是公益慈善性组织的发育，建立公平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先富人群和后富人群之间的互动，平衡社会的心理冲突。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政府给低收入人群的补贴，他们不会更多地感恩，相反会认为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但如果先富人群交完了税再拿出来钱资助这些低收入者，他们就会感动，这种感动可以减轻社会相对失衡的心理冲突，激发后富人群的斗志和责任，先富人群也会通过做善事发现自己新的生命意义，增强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如果这两种人通过互动得到新的东西，那么社会的和谐度自然就会增加了。

　　《第一财经日报》：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上，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何在？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利用社会公益资源？

　　段应碧：公益资源来自两种，一种是先富人的钱，另一种是先富人的服务。公益资源可以用于关注和缓解社会的苦难，增加先富人群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增加公共事务的公益资源总量。

　　我国公益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据统计，我国非营利组织每年筹集的资源有50亿元，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国际组织，而国内社会公益资源投入，仅为国民收入总额的0.1%，而在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到10%。

　　为什么我国企业和个人慈善捐助的热情不如发达国家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整个社会的公益意识，尤其是先富人群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还有待提高；二是公益捐助的税收政策优惠不够，现在捐赠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款，国家给予全额抵扣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但是还有众多的社会捐款并没有享受到这种优惠；三是很多NGO组织因为管理水平低，得不到社会的有效信任。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国民收入的1%成为公益资源，就意味着能动员1000亿元的公益事业投入，这能有效提升全社会的公益事业水平。

　　当然，社会要为NGO特别是公益慈善组织的发育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而NGO组织自身也应该研究贫困群体的需求，设计与之相适应的援助项目，有针对性地缓解贫困人口的疾苦，同时要让捐赠者放心，给捐赠者必要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