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短短20年内，根据中国官方公布数字，就有高达84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现在政府设定的目标是控制艾滋病，遏制艾滋病的蔓延，争取到2010年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数控制在150万以下。”这是中国卫生部部长高强和副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12月3日召开的“预防及控制HIV感染新方法国际研讨会”上许下的最新承诺。
此次艾滋病国际研讨会由享誉盛名的法国梅里埃基金会联合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共同主办，共有来自全球约120名艾滋病专家和公共卫生工作者参加，就艾滋病疫苗的研发最新成果和经验进行交流和探讨。这也是梅里埃基金会首次将全球艾滋病研究最高水平的研讨会放在法国之外举办。
由查尔斯·梅里埃在1967年创办的该基金会，成立以来一直身处抗击传染性疾病的最前沿，积极致力于传染病预防和世界公共卫生保障及发展，推动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这种责任感源自梅里埃家族的传统。从1897年查尔斯·梅里埃的父亲马塞尔·梅里埃创办梅里埃研究所至今百余年间，梅里埃家族成功开发了抗破伤风清、狂犬病、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疫苗。在冷战期间，为解除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疫情，查尔斯·梅里埃博士勇敢地冲破“铁幕”，将一系列先进的成果带到东方，并在伊朗和前苏联建立了分支机构。1974年，巴西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洲脑膜炎疫情，梅里埃基金会和梅里埃研究所完成了9个月内对9000万巴西人进行免疫的惊人壮举。1991年，为表彰该家族对公共卫生领域做出的重大和坚持不懈的贡献，世界卫生组织给查尔斯·梅里埃博士颁发了金奖。
100多年的梅里埃家族史，堪称人类与病毒较量的历史缩影。现在的阿兰·梅里埃已是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而他身旁正当壮年的儿子克里斯多弗·梅里埃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接替他的使命。12月4日，阿兰·梅里埃在北京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
《商务周刊》：梅里埃家族在艾滋病领域享誉盛名，请您估计一下，人类何时才能摆脱艾滋病的困扰? 如果把疫苗研发的过程从1到10来划分，那么现在到了哪里？
阿兰·梅里埃：昨天，世界上最早发现艾滋病病毒的罗伯特·盖洛教授回答了相同的问题：再过5年之后，人们有90%的可能性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样一个艾滋病疫苗。
现在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包括中国的很多科学家也在研究，但还不能说一定可以把疫苗研发出来，这的确很令人失望。你说把疫苗研究过程看成1到10，但目前处于什么位置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还是个未知数。
《商务周刊》：2003年中国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对中国的艾滋病疫情进行了评估，当时报告的数字是84万人，您怎么来看待这个数字？您对中国有什么好的建议？
阿兰·梅里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刚刚联合发布的2005年度《艾滋病疫情报告》显示，东亚的中国、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近年来艾滋病传播速度较快。其中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集中在静脉毒品注射者、性工作者、曾经出卖血清的人以及与这些人有性关系的人群。
我想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复杂性，所以治病在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明天就有疫苗研制出来，但现在我们还是有一些工具，比如抗逆转病毒药物，可以用来治疗艾滋病，而且我们也有很好的诊断工具来进行血液检测，也有干预高危人群的方法，比如要求吸毒者将用过的针具立即扔掉。
我不熟悉中国的情况，所以我不能说中国应该怎么样。但这是中国政府自己的责任，政府有责任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在和贵国卫生部长交谈之后，我了解到中国政府确实是有这样一个工作重点，就是不断改善。中国政府提出在未来10年把艾滋病感染者控制在150万之内，我觉得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商务周刊》：我们了解到，业内很重视梅里埃公司在SARS之后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顶级实验室，这是怎样的一个合作项目？
阿兰·梅里埃：今年3月，我们与中国医学科学院正式签署协议，联合创办一个国际领先的实验室，它主要目的是检测呼吸道系统新发病原体和一些未知的病毒，比如禽流感病毒。当时别人谁也没有谈禽流感，现在看来好像我们领先一步。我们的实验室要成功的分离病毒、病原体，对哪个病毒造成哪个疾病进行确认。
我们与中国建立实验室不是因为中国的实验室比较简陋，而是因为我们有病毒学方面的知识，可以带来一种这样的技术平台，特别是在分子生物学方面，而中国也有很多医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能够提供样本。这样每个合作伙伴都可以贡献一些东西，共同研发一些诊断试剂和治疗方法，来抗击人类可能遇到的未知病毒。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技术方面跟中国的合作，将来我们还希望在癌症、肿瘤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商务周刊》：请您展望一下，如果有一天艾滋病疫苗研制成功，应该怎么看待这个疫苗的商业化和社会福利之间的矛盾？
阿兰·梅里埃：我和盖洛教授昨天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今天艾滋病的问题并不是美国的问题、非洲的问题或者亚洲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所以应该以一种全球化的方法来解决。因此，如果疫苗一旦研发成功，那它应该是一种全球的疫苗，也就是说全球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应该由企业来生产，但应该由政府以廉价的方式将这个疫苗分发出去。分发的办法实际上在学术界、政治界和产业界已经有所共识，就是既然它是一种全球疫苗，就应该由大的基金会，比如比尔·盖茨与梅林达基金会或者克林顿基金会等，来帮助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总之，如果疫苗研发成功，我说的是如果，那么应该用公共卫生的方法去分发，而不是用一种商业的方法去分发。
《商务周刊》：那么，现在全球每年差不多以10亿美元的速度投入在艾滋病疫苗的研究当中，这个投入会不会涉及到产出的问题，如果说研究疫苗是一种公共的义务或责任的话，分布在各个不同国家的制药公司和研究机构是怎样考虑的？
阿兰·梅里埃：今天在全世界有很多机构在研究艾滋病疫苗，但不应该把艾滋病疫苗看作是普通疫苗或药物。艾滋病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解决的方法也应该以特殊的方法来解决，疫苗的分发也应该用一种全球的方法来进行。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梅里埃基金会与其他一些基金会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等有什么不同？
阿兰·梅里埃：世界上没有什么基金会有比尔那么大的财力。我们这个基金会主要致力于这样两个目标：一是促进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合作，二是促进南北合作。在这样的愿景下，我们基金会在世界各地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比如我们在柬埔寨帮助当地建立一些工厂和实验室，帮助他们提高病毒检测实验室方面的能力；在非洲的马里帮助他们建立实验室进行艾滋病、疟疾等方面的检测；在海地，我们有艾滋病方面的培训，并且提供一些小额贷款，给那些受艾滋病困扰的家庭；在老挝和马达加斯加也有一些相关的工作在进行，基金会派人到现场去工作一到两年，帮助培训当地医护卫生人员，并免费提供一些检测方面所需的物资。
《商务周刊》：您本人做了这么多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工作，是为了一个家族的使命还是为了人类抗击艾滋病的共同理想？
阿兰·梅里埃：首先这是一个家族的传统，从我父亲那里就开始了这样一个事业，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捐助，我儿子克里斯多弗·梅里埃现在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生物学不是每一个人关起门来就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合作伙伴，比如现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康乃尔大学、巴斯德研究所等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共同打造的这个网络并不是闭关自守的，而是开放的。
我想说，传统不是敌人，它能给我们以勇气，尊重家族历史，跟人类共同的理想并不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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