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邢台艾滋病真相的思考
崔克亮
潘多拉的魔盒如今在河北邢台被打开了：
在邢台，已经发现的艾滋患儿至少有２０多人，艾滋病毒携带者至少有２００多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累计访问到的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毒感染者总共３４人，其中已经死亡１４人，许多死者的坟墓上依然培着新土。
河北省卫生厅有关人士介绍：“自１９８９年我省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１９９５年在有偿供血人员中发现艾滋病局部流行以来，艾滋病在我省的流行经过了传入阶段、局部流行阶段和快速增长阶段。据悉，我省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感染时间集中，主要是在１９９５年前后通过有偿采供血感染，占感染者总数的近８０％。但从总体上看，我省艾滋病还处于低流行状态，只是局部艾滋病感染者高度集中的地区，经过较长时间的潜伏期，其发病高峰正在到来。我省１９９５年前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已经进入了发病和死亡高峰，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集中死亡现象。”
看着记者笔下的一个个如蓓蕾初绽的儿童，可能来不及播放花季的芬芳，来不及展示夏叶的绚烂，就要将人生永远定格在他们生命的春天，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不能不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
众所周知，在古希腊神话中，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正是普罗米修斯美艳绝伦的妻子本人。那么，肆虐于河北邢台的这只潘多拉之盒究竟是谁打开的呢？
是这些患者自己吗？可是，艾滋患儿甜甜的父亲张记录说：“我家在远离城市的小山村。艾滋病传播主要有三个途径，性、血液、母婴，已经确诊我没有这个病，从小生长在山沟的妻子没有可能接触到有这个病的人。妻子的作风与为人在村里是人人称道的。惟一的原因就是血液，她这一辈子就输过一次血，生孩子时输了血！医院便把艾滋病输给了她，吃娘奶长大的甜甜也便被害了！”
是的，无论邢台官方有无解释，众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则认为“都是输血害了命”，因为，众多艾滋病人的患病过程有个共同特点：到医院看病——医院动员输血——发现感染艾滋病。
那么，邢台的艾滋病与血液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邢台的血液管理是不是存在问题？血站、医院、政府职能部门是不是在隐瞒真相并推卸相关责任？它们分别应该负什么责任？
记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调查资料。读者据此应该可以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现在，我们期望，有关部门能够提供更加全面的情况，给公众一个更加明晰的判断，给那些已经冤死的和即将冤死的生命一个清楚的交待。
我们还关注：潘多拉之盒为什么会被打开？如何从根本上保障潘多拉之盒永远不被打开？
我们认为，立法滞后是邢台潘多拉之盒被打开的第一个原因。
我国保障血液安全的法制建设始于１９８４年，早期着重于对进口血液制品的检验管理。从１９８７年起，卫生部颁布了《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法规，规定血液和血液制品必须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监测。但这些法规及相关法律都没有规定违法责任、罚则，或规定得不够具体。直到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起生效的《刑法》，在第３３３条、第３３４条中对血液领域的犯罪作出了明确的刑事处罚规定。此后，自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０日起实施的《血液制品管理条例》、自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及《血站管理办法》才先后对罚则作出规定。尽管我国现在在保障血液安全方面的立法和政策尚属完善，但对因输血造成感染者的赔偿却依然缺乏详尽的法规、政策依据。而笔者注意到，邢台大量的违法采血和输血案例却都发生在１９９７年以前。缺乏法律强有力的威慑，这可能是当时私采乱输大肆泛滥的根源之一吧。
有关医院、血站有法不依，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在采取措施打击非法采集和出售血液方面态度不坚决，惩治力度不足，致使这类违法活动在部分地区十分猖獗，应该是邢台潘多拉之盒被打开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关于血液安全管理方面的立法虽然较为滞后，但绝非无法可依。但由于供血者（及血头）与血站之间、供血者（及血头）与医院之间、管理者与医院、血站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关系，使得国家法律徒然成为他们眼中可有可无的‘白条’。这种利益可以是显性的经济利益，也可以是能使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仕途、“政绩”和官场门面等等“长线利益”。这种纽结的利益关系可以从他们闪闪烁烁、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姿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难怪虽然有卫生部、省政府的三令五申，而他们依然我行我素。
有人早就说过，中国其实不缺法律，缺的是对法律严格的执行，如果中国现有的法律能真正落实一半以上，中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面貌。从某种角度看，此话确实不无道理。“法律白条”正是中国法律公信力锐减的根本原因。而法律恰恰是一种要给人们提供最稳定预期的东西，法律恰恰是一个国家中最不能被打“白条”的东西。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能给这个国家的公民提供对未来生活的最稳定预期，那还能指望用什么来提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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