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民间防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女士接触了一些以各种名义成立的组织，它们对外宣称收养了很多艾滋孤儿，并以此向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台湾等地募集资金。不过，她通过调查发现，这些组织中绝大多数没有抚养艾滋孤儿。艾滋孤儿正被某些组织和个人利用当做摇钱树。
高耀洁曾坚持认为，艾滋孤儿（在高耀洁看来，艾滋孤儿指父母一方或双方因患艾滋病去世，身体健康的子女———编者注）在其父母去世之后，其他亲属会抚养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经济上的援助。为此，1999年下半年至2002年上半年，高耀洁多次将自己的奖金、讲课费、稿酬、给人看病所得的报酬寄给艾滋孤儿，并呼吁好心人帮助他们。她前后给艾滋孤儿汇款达8万元以上。然而，最后她调查证实，这些钱连1／3都没有用在孩子身上，大多数都流入那些发“艾滋财”的人的腰包。
一名叫丽丽的孩子的遭遇更促使高耀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丽丽的父母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留下丽丽和弟弟相依为命，由叔叔等亲属抚养。高耀洁曾发动人们为姐弟俩募捐。2001年全年，她先后给姐弟俩寄了1100元，后来发现姐弟俩只用了370元，一部分钱被他们的叔叔拿去赌博了，还有一部分钱不知去向。两个孩子曾经3个月没有钱买盐吃，政府救济他们的一袋面粉、一堆煤及家里原有的电灯、电表也被他们的叔叔抢走。
丽丽后来在一篇自述中这样形容他们的叔叔是如何利用他们赚钱的：“好吃好赌的叔叔认为总会有人给我俩寄钱，就殴打我和弟弟，叫我俩向别人要钱给他们花。”
不久，丽丽的弟弟被高耀洁托付给山东一户人家，丽丽则继续着不幸的遭遇。她在自述中写道：“我姨母勉强同意我在她家里居住。2002年5月，储柏亮叔叔和罗琳阿姨来看我，他们给了我500元钱，随后又寄钱让我买了一辆上学时骑的自行车，钱和自行车都被姨母拿走，政府救济的两袋面粉也被她占为己有。”
高耀洁意识到，单纯经济上的援助解决不了艾滋孤儿的问题，她开始探讨分散抚养的方式，即把艾滋孤儿分别送到不同人家领养或助养。丽丽就是这样被送到了山东省曹县。
然而，高耀洁与丽丽的“养父母”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丽丽的自述里这样写道：“社会上的好心人不断地给我捐钱捐物。养母很高兴得到这些钱物。她把大家捐来的东西全藏起来，甚至把杜先生送给我的书包、英雄牌钢笔也锁起来不让我使用。待捐钱捐物的热潮告一段落，她便对我板起脸来……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养父对外面的邻居说：‘收养了这样的孩子，一点钱都不用花，各种费用都有人送来。她长大一点就不让她上学，把她嫁出去还可以收到一笔彩礼。’”自述中，丽丽曾透露自己一度想自杀。
在北京某报5月17日对此事的报道中，丽丽的“养父母”曾表示该自述内容不实，而丽丽有自杀的想法是因为她自己的内心创伤。5月30日，记者在高耀洁家见到丽丽近日写的信，其中一段写道：昨日的逃亡，今日的平和；昨日的忧愁，今日的宁静；昨日的束缚，今日的解脱，仍历历在目。
除了抚养者，部分黑心老板也把魔掌伸向艾滋孤儿，尤其是其中的少女。江苏一名自称姓金的老板曾以招纺织女工为由，在某艾滋病严重的村里，招了6名少女，结果却骗她们去发廊卖淫。
高耀洁无奈地对记者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艾滋孤儿是否能够得到幸福，只能“靠命”———如果领养的人家善良，他们就会幸福，反之则会很悲惨。
高耀洁一直努力试图找到解决艾滋孤儿生活问题的方法。从开始的捐钱，到后来的分散抚养，她的努力总是难竟全功。
在最近出版的《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高耀洁指出，孤儿抚养的关键问题是对孤儿的处理问题无法可依。有些疫区的地方政府不想让这些艾滋孤儿出来，就是怕孩子出去“乱说情况”、“丢脸”。那些想收养孩子的家庭真真假假，有些人表面一套，暗地一套，令人防不胜防。“关于家庭领养者，哪位是善良的，哪位是在做戏，谁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怎样，所以我对家庭领养的态度也持有怀疑看法。我建议尽快对艾滋孤儿的抚养问题立法。”
不过，5月30日，高耀洁对记者表示，她目前更大的顾虑在于，若无法阻止新的艾滋孤儿的大量形成，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5月2日，《财经》杂志刊发记者调查，指出目前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仍未完全消除。而高耀洁表示，根据她的调查，目前，在河南的周边省份山东、山西、安徽等，黑血站的“身影”仍然存在，仍有大批不知就里的农民被某些宣传误导，只知道卖血有好处，不知道卖血有坏处，继续从事极其危险的卖血行为。她说，如果不将这个源头彻底堵住，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感染艾滋病，艾滋孤儿也只会越来越多。本报记者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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