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医院:奏响生命尽头的最后乐章
2019-05-28来源:澎湃新闻 湃客


       北京松堂医院,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不同于其他以“治愈”为目标的医疗机构,住进这里的病人,大多接受了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结局。更重要的目标是,减轻病人的痛苦,让他们平静、安详、体面地离开人世。

       老人们蹒跚、遗忘,逐渐被衰老剥夺生命的活力,但更多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一张张满是皱纹的笑脸,他们跟着音乐拍手,也常常伴着歌声睡着。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他们努力追寻着生而为人的尊严。

       “开会” 

       松堂关怀医院的大厅里,挂着一盏巨大的金色水晶灯。早上8点,一位穿白大褂、打红色领带的矮个男人在灯光下举着麦克风,又唱又跳。《姑娘我爱你》、《天路》、“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他叫欧阳,56岁,是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工。大学生、中学生志愿者们站在一旁,等待演唱《情深深雨濛濛》。工作人员叮嘱志愿者,要多给老人唱情歌,让他们重温谈情说爱的感觉。

       观众是二十几位住院的老人,每天上午8点、下午2点,他们都会集中在这里,观看表演、与志愿者聊天。老人称之为“开会”。“开会”是松堂医院专门设立的关怀项目,欧阳负责主持,也唱歌。组织老人们“开会”之外,他的主要工作是照顾4位老人的生活起居。

       老人坐在轮椅或椅子里,按精神状态列成几排——第一排能听护工指挥,不时鼓掌;第二排的老人对表演没什么反应,有的一直自言自语;第三排的老人大都耷拉着脑袋,有人看似已经睡着了。


       护工欧阳一边唱歌,一边绕场一周和每位老人握手。有些老人迷迷糊糊没反应,他也笑着从轮椅上拽起他们的手,随着节奏握两下。欧阳有四个播放器,都是大红色,和他的领带一样。他为着放伴奏自费买的,一个放没电了用另一个。

       86岁的刘国英是最配合的观众。“开会”时,护工告诉她看表演要拍手,她便一直笑呵呵地拍个不停。在松堂医院,她是最有活力的老人之一。她身体好,爱干活,每天帮护工给其他老人喂饭。有一次志愿者表演古筝,刚弹了一个低音,刘国英立刻使劲拍起掌,吓得表演者乱了节奏。

       老人们也要做保健操,几个身体好的老人跟着欧阳活动。刘国英腿脚好,能站在场地中央踏步、弯腰。93岁的谭桂清看她做操卖力,不服气。谭桂清觉得这是一场“比赛”,要求儿子给她买一条红围脖,戴着做操更精神。

       做完操,欧阳给刘国英按摩头部。她满脸沟壑,掉了一半牙齿。欧阳边按摩边介绍,“这是防止衰老,改善皱纹。”

       护工们都喜欢刘国英,叫她“老刘”。一位王姓护工尤其和刘国英亲近,总去她的病房串门,还没进门,就喊,老刘!然后坐到床上,身子向老刘怀里一歪,说,抓下头!老刘也不说话,笑着给他抓。王护工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抓起来“唰唰唰”地响。他闭着眼笑。他今年65岁,刘国英86岁,和他的母亲差不多大。母亲在老家,王护工三年没回去了。

       旁边一位护工与刘国英开玩笑,老刘你得跟他要钱,现在哪有免费干活的?老刘还是笑着不说话。

       王护工说,我们老刘明白的时候最好了,就是说了的话,一会儿就忘。老刘说,人老了,记忆力不好。她看见护工在给别的老人喂饭,又笑着说,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啦。

       止痛 

       开会的时候,刘国英其实听不懂欧阳和志愿者们在唱什么,表演后志愿者来陪老人聊天,志愿者也听不懂她说什么。她的口音重,往往是自顾自地说,那些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接不上话,只能不停笑。

       虽然交流不畅,但她总还是盼着下楼“开会”。因为“开会”的时候“这个说话,那个说话”,难受就撂下了。

       这是医院为老人提供的精神上的“止痛药”。不同于其他医院以治愈疾病、挽救生命为目标,松堂医院的宗旨是缓解衰老和疾病给老人带来的心理、生理痛苦。

       王凤龙身患骨髓瘤晚期,疼痛蔓延到全身,手臂、肋骨、双腿、到处都痛。她最初每天吃四片止痛药,后来自己加到六片。痛到受不了时,她让医生给自己打杜冷丁。普通医院里通常不会大剂量使用这类药物,只能止痛,无助于改善病情。但在松堂关怀医院,减轻老人们临终时的肢体痛苦是更重要的。曾有一位老人因为神经损伤持续疼痛,一年打超过1800支杜冷丁。


       医院里现在住着200多个病人,不只是临终病人,还有家属无暇照顾的老人、精神病人、残疾人。护工说,他们“什么病人都收”,大厅墙上的介绍则总结为:“集医院、福利院、敬老院职能为一体”。

       医院对晚期病人和临终老人采取姑息治疗,病房里很少看到输液吊瓶,更没有呼吸机。除了重症病人需要插鼻饲管、尿管、戴氧气管,大部分老人身上没有管子。

       1987年成立以来,松堂关怀医院累计送走了三万多位老人。一间时刻都有人可能死亡的医院,常常遇到排斥——医院一共经历了7次搬家,其中4次是因为附近居民抵制。2003年迁到北京东五环外,远离居民区,才算稳定下来。过去搬家时,曾有上百位附近居民堵在医院门口,不让老人入住,说这是死人医院,是“八宝山的前一站”。老人们在街头滞留了四个小时,直到半夜才住进新病房。

       子女把老人送来临终关怀医院时,往往已经接受了死亡即将来临这一结果,只求让老人走得平静、安详、快乐。刘莉的母亲至今住院三年多,整日昏迷,刘莉在她耳边大声说“妈,吃饭了!”老人微微睁开眼睛,刘莉不知道她是否真能听见。她还是每天都来探望,为母亲擦身、按摩,对着母亲的耳边,轻轻呼唤她的名字。

       吃饭 

       在松堂医院,对于进食的积极程度,成为了判断求生欲高低的重要指标。有位四十多岁的年轻病人,从不和人说话,护工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她“总是在吃”。在护工看来,“能吃”意味着有活力,是病人最大的优点。

       每天饭点,铁皮餐车送来煮得软烂的西红柿、茄子、鸡蛋、蔬菜、面条。搅碎、倒进碗里、晾到温热,护工最多同时照顾10个老人,喂一顿饭花费一个多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护工总是多线作业,在这位老人缓慢吞咽的时候,转身喂下一位,再给这位擦擦嘴。

       不同身体和意识状态的老人有不同的喂法。会张嘴吃的,用勺子喂;不会张嘴的,饭糊加水,用粗注射器打进嘴里;完全没有意识的只能再多加水,打成液体,注进鼻饲管里。


       谭桂清的牙早就掉光了,还坚持自己吃饭,一顿能吃五六个小包子,或一整碗面条。她对只能吃饭糊的老人充满同情,“它一打碎了你得搁水,一搁水多好的菜也不好吃了”。她想念妈妈做的四喜丸子和家附近的豆腐脑,现在她最爱吃儿子做的鱼,每周六儿子用密封盒送来放在冰箱里,护工每天给她的碗里放一两块。

       王凤龙最爱吃志愿者送来的炒咸菜,用馒头夹着,三四天就能吃完一罐。志愿者有时工作忙没能过来,她便埋怨说,这小鬼,我等着你咸菜,你还不来啦。

       王凤龙被当做医院的抗癌模范,向视察的领导介绍经验——我就是不吃好的,我就饿着癌细胞,它吃不了好的,它就不发展了,我也就死不了。吃好的,它长了,我也就死了。

       后来她听人劝说:营养好了才能抵抗力强,才能抗癌。她决定不再跟癌细胞赌气了,躺在床上叫外卖,吃饺子、肉饼。腊月初八,她还喝了一碗腊八粥。

       1月17日,腊月十二,住院一年半的王凤龙去世了。去世前一天她突然想吃梨,别的都吃不下。她吃了一个梨,第二天又吃了一个。那几天她一直咳嗽,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依然相信“吃”的功效,相信梨能治愈自己。

       空床铺 

       2018年底,不到一周的功夫,病房里又多了两张空床铺。两张床挨着,右边曾躺着一位北大毕业的老人,左边躺着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两人只并排躺了两天,左边的老人去世了,床铺空了出来。等护工更换完床铺,又有新的老人躺了上去。又过了几天,两张床铺都空了。

       农历新年将近,每天都有三四位老人去世,有时会有七八人。老人来了,没两天又走了,护工们有时感到恍惚,记不清一张空病床在过去几天里究竟一直是空的,还是有人睡过。

       空床铺上的被子整齐叠放在床头,套着花纹被套,白床单上铺了崭新的尿垫。死亡的痕迹随着床铺的更换被抹去了,只有少数人留下了生命最后时刻的印记——一张病床边的冰箱侧面原本贴着一张老人年轻时的黑白照片,老人去世后,家属把照片取走,剩下了两块双面胶的贴痕。

       有时医院床位满了,前台接待员会告诉家属,再等等,明天可能就有了。接待员总能看到盖着白布的老人遗体从东边的电梯被推出来,穿过大厅,送去火化。第二天,又会有新的老人走进大门,穿过大厅往东,坐同一台电梯去往病房。一位新来的家属指着空床铺问,“出院了?”住院长久的老人回答她:“没了。”


       死亡每天都在松堂关怀医院发生,身在其中的人待久了,反而更加坦然乐观地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时刻。对93岁的谭桂清来说,死亡是一张“大长条的小窄床”——“推出去了,那大长条的,那小床那么窄。我们这老太太没事干,有点什么事都看,哪怕睡着了都把她叫醒了。哟,快起来吧,大妹子,说干吗呀,又不好了,那老太太不行了。”

       有时护工也和老人开玩笑——

       “你跟着我到四川去不去?”

       “去,你叫我去我就去。”

       “你去要是回不来了怎么办?”

       “回不来,死就死,这么大还怕死。”

       “死了我就埋在那峨嵋山去啊?要不要?”

       “要,反正给我埋哪儿都行。”

       “埋在哪里行啊?”

       “嗯,哪旮旯都行。”

       抓手

       老人们在走向生命尽头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对身体的控制,跌进轮椅,跌进病床,跌进衰老的无底洞。但他们并不甘心如此,总试图抓住些什么,抵抗衰老的侵袭。

       每天饭后,三层走廊里总是脚步声不停。一位老人来回走,左腿拖着右腿,右手几乎不摆动。护工说他是最好的病人,努力运动。他的背还直,头上还有黑发,衰老对他还算容情。比他再老些的老人,比如86岁的刘国英,即使身体再好,在走廊里溜达时也必须得抓住扶手了。

       能走的老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坐轮椅。他们抓住拐杖——有时连拐杖也拒绝,摄影师来拍照,一位老太拒绝带着拐杖入镜,觉得不吉利——拐杖先是木质的,然后是更轻便的不锈钢制的;先是一只脚的,后来变成三只脚的,再变成四只脚的助步器。


       一位脾气古怪的老头也已经坐上了轮椅,仍自己推着轮椅走路锻炼。三只脚的拐杖挂在轮椅上,他或许还能再用上。

       贾文秀做了腰椎手术后,泌尿系统和腿脚都不太听使唤了。她总误以为自己尿了裤子,误以为自己能站起来走路。护工用一根布条把她固定在轮椅上,背后用死扣系住。但她坚持认为自己能走,指挥来串门的刘国英解开固定的布条。刘国英照做,贾文秀却没能从轮椅上站起来,摔倒在地。

       但这次失败并未消磨她的自信。过了几天,她悄悄对志愿者说,明天我就自己回家去,只有二百里地,你可别告诉他们。我的腿好了,能走。

       护工 

       松堂医院有30多名护工,大部分四五十岁,年纪和医院护士的父辈相当。护士只在早晚查房和老人需要治疗时出现在病房里,平时守在护士站。护工则不同,属于他们的空间只有病房里的一张病床。他们时刻和老人,或者老人的物品待在一起。

       今年,已经是护工欧阳在松堂医院的第11个年头了。

       医院几乎每天都有志愿者来,欧阳总是激情饱满地演讲:“我认为(这是)伟大的工作。我们每天,为天下人尽孝,我们天天面临着屎尿,为老人服务。我之前做过很多,我做过大生意,我认为,生意不宝贵,金钱不宝贵。李白不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吗,‘夫天地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就是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感悟到人生。我希望你们啊,一个下午,就安安心心给老人带来快乐……”

       欧阳年轻时做生意,从湖南跑到石家庄、廊坊,说自己有时一个月能赚十几万,但后来欠了债,不得已来了松堂医院。他怀念年轻时满世界跑的生活,开玩笑说,现在这份工作把他“套住了”——护工没有休息日,请假要按小时报备,春节也必须找人顶替才能回老家。欧阳平时每月请假一次,去邮局给家里寄钱,每次两个小时。来北京11年,除了医院组织去十渡团建,他只趁晚上去过一次天安门,再没去过其他景点。

       但这份工作,也让他感受到价值。这份工作包吃住,没有额外花销,他渐渐还清了债务。后来院长让他主持志愿活动,他更感到满足——每天唱歌跳舞四个小时,多赚1200元,还总能收到老人们的赞赏和感谢。更让他开心的是,年轻志愿者来了都喊他“欧阳老师”。

       每天在志愿活动上表演,他总是习惯性地绕场一周和每位老人握手。他总打一条大红色的领带,保温杯和唱歌用的播放器也是大红的。老人感到他与众不同,叫他“小头头”,大声对他说谢谢。

66_副本

       每天晚饭后的休息时间,欧阳习惯独自拿着播放器在屋里练歌。他对着屏幕唱:“天边有一对双星,那是我梦中的眼睛……”,他像在台上表演一样,扬起手势,走起步伐。音响声音传到楼道另一头,妻子小黄正在晾衣服,抱怨他,一天就是唱,袜子都不洗,都塞在枕头底下。

       欧阳每天花许多时间唱歌、练歌,很多照顾老人的工作都由妻子分担。小黄训斥他,他也不反驳,让他去干活他就去,回来该唱歌还是唱。两人就这样相互埋怨也相互支持着在医院工作了十几年。有天忙完出来,欧阳在楼道遇到几个志愿者,笑呵呵地说:“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工作可以说一句话能显示,能屈能伸。” 

       时间 

       谭桂清羡慕其他老人腿脚好,而自己总被困在房里。有一天晚上,她悄悄出门溜达,被护工欧阳发现了。谭桂清解释,看错了表,以后注意。

       谭桂清房间空出的床上摆着儿子买的圆挂表,她还一直戴着结婚时母亲送的手表。手表早就停了,表带扣也被磨断丢了,她自己用黑色缝衣线缠住,还是每天戴着。

       她最关心的时间不是几点几分——反正每天护工都会按时送饭、推她去“开会”——而是星期几。从周日到周五,她见人就问,今天星期几了?一到周六,她又三番五次地问,今天是星期六吗?

       那是她最期待的日子。每周六,儿子会来探视。

       更多儿子不在身边的时间,她总是想念母亲,“四喜丸子…过年我妈都会做,那不算什么巧活。”提到过年是否回家,她说,“我不愿意回去,回去还得让我妈给我做饭。我妈做饭特好吃。”她用一种现在时的语态,仿佛母亲还活着。

       85岁的刘国英则能“回到过去”。她说自己只有六十多,母亲八十多岁,就住在走廊那头。她总溜达着找母亲,经过每间病房,都扶着门框探头看。有时她问身边的人,你看见我母亲了吗?她还没回来?

       从前做记者的杜惠住院半年多了,总以为自己刚来不久,“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愿意下楼去看表演,也从不打开电视,说“我没有时间”。她是诗人郭小川的妻子,在医院的时间大多花在阅读上,总是捧一本《郭小川研究》,但翻来覆去地永远在看目录页。

       儿女把来探望她的情况记录在一个本子上——某天带了酸奶、水果,某天交了住院费。她以为这是她写的日记,指着本子上2018年开头的日期说,“(我)随便记的几句,你看,都很早很早”。

       本子里面夹杂几行明显凌乱的笔记,是她写的,“最近有一个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糊糊涂涂的过日子。从现在起,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就像延安开始,从北山坡往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是自己的一种想象。”2019年1月初,她中风卧床,不能再散步运动了。

       张贞娥卧床近60年,记得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2001年、2002年、2004年、2005年、2007年夏天,自己因为无法排汗而住院输液,直到2016年11月,慈善基金会给医院捐赠70台空调,夏天才变得好过;

       2003年5月6号凌晨2点,母亲呼吸困难,医院的医生都去支援治疗非典,10天后母亲去世;

       2013年的1月,她和隔壁床胖老太同时都感冒,一年多后的2014年的3月,胖老太去世;

       直到最近,2018年1月17日晚上7点25分,王凤龙去世了。

       张贞娥日夜躺着,这些时间构成的回忆,几乎就是她能掌控的全部了。她望着病房天花板上的方砖——横着十块,竖着十块。2011年医院装修,她发现方砖变少了,变成横着九块,竖着九块。

67_副本
 
       12月底,志愿者送来一支玫瑰花,张贞娥让人在矿泉水瓶里倒了水,插起来。玫瑰艳红、鲜活,过了几个星期仍没有衰败的迹象。她才终于发现,花是假的。

       假花旁边的竹笼里有一对蝈蝈,日夜鸣叫。张贞娥说蝈蝈是百日虫,只能活一百天。她数着日子,看它们从翠绿色变成墨绿色,再变成黑色,最终不再鸣叫,安静地死去。2018年她养的两对,一对活了138天,另一对活了140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以这样的形式,努力证明着自己的记忆力依旧完好,也努力追寻着生而为人的尊严。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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