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松堂医院，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不同于其他以“治愈”为目标的医疗机构，住进这里的病人，大多接受了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结局。更重要的目标是，减轻病人的痛苦，让他们平静、安详、体面地离开人世。
老人们蹒跚、遗忘，逐渐被衰老剥夺生命的活力，但更多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一张张满是皱纹的笑脸，他们跟着音乐拍手，也常常伴着歌声睡着。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他们努力追寻着生而为人的尊严。
“开会”
松堂关怀医院的大厅里，挂着一盏巨大的金色水晶灯。早上8点，一位穿白大褂、打红色领带的矮个男人在灯光下举着麦克风，又唱又跳。《姑娘我爱你》、《天路》、“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他叫欧阳，56岁，是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工。大学生、中学生志愿者们站在一旁，等待演唱《情深深雨濛濛》。工作人员叮嘱志愿者，要多给老人唱情歌，让他们重温谈情说爱的感觉。
观众是二十几位住院的老人，每天上午8点、下午2点，他们都会集中在这里，观看表演、与志愿者聊天。老人称之为“开会”。“开会”是松堂医院专门设立的关怀项目，欧阳负责主持，也唱歌。组织老人们“开会”之外，他的主要工作是照顾4位老人的生活起居。
老人坐在轮椅或椅子里，按精神状态列成几排——第一排能听护工指挥，不时鼓掌；第二排的老人对表演没什么反应，有的一直自言自语；第三排的老人大都耷拉着脑袋，有人看似已经睡着了。
护工欧阳一边唱歌，一边绕场一周和每位老人握手。有些老人迷迷糊糊没反应，他也笑着从轮椅上拽起他们的手，随着节奏握两下。欧阳有四个播放器，都是大红色，和他的领带一样。他为着放伴奏自费买的，一个放没电了用另一个。
86岁的刘国英是最配合的观众。“开会”时，护工告诉她看表演要拍手，她便一直笑呵呵地拍个不停。在松堂医院，她是最有活力的老人之一。她身体好，爱干活，每天帮护工给其他老人喂饭。有一次志愿者表演古筝，刚弹了一个低音，刘国英立刻使劲拍起掌，吓得表演者乱了节奏。
老人们也要做保健操，几个身体好的老人跟着欧阳活动。刘国英腿脚好，能站在场地中央踏步、弯腰。93岁的谭桂清看她做操卖力，不服气。谭桂清觉得这是一场“比赛”，要求儿子给她买一条红围脖，戴着做操更精神。
做完操，欧阳给刘国英按摩头部。她满脸沟壑，掉了一半牙齿。欧阳边按摩边介绍，“这是防止衰老，改善皱纹。”
护工们都喜欢刘国英，叫她“老刘”。一位王姓护工尤其和刘国英亲近，总去她的病房串门，还没进门，就喊，老刘！然后坐到床上，身子向老刘怀里一歪，说，抓下头！老刘也不说话，笑着给他抓。王护工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抓起来“唰唰唰”地响。他闭着眼笑。他今年65岁，刘国英86岁，和他的母亲差不多大。母亲在老家，王护工三年没回去了。
旁边一位护工与刘国英开玩笑，老刘你得跟他要钱，现在哪有免费干活的？老刘还是笑着不说话。
王护工说，我们老刘明白的时候最好了，就是说了的话，一会儿就忘。老刘说，人老了，记忆力不好。她看见护工在给别的老人喂饭，又笑着说，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啦。
止痛
开会的时候，刘国英其实听不懂欧阳和志愿者们在唱什么，表演后志愿者来陪老人聊天，志愿者也听不懂她说什么。她的口音重，往往是自顾自地说，那些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接不上话，只能不停笑。
虽然交流不畅，但她总还是盼着下楼“开会”。因为“开会”的时候“这个说话，那个说话”，难受就撂下了。
这是医院为老人提供的精神上的“止痛药”。不同于其他医院以治愈疾病、挽救生命为目标，松堂医院的宗旨是缓解衰老和疾病给老人带来的心理、生理痛苦。
王凤龙身患骨髓瘤晚期，疼痛蔓延到全身，手臂、肋骨、双腿、到处都痛。她最初每天吃四片止痛药，后来自己加到六片。痛到受不了时，她让医生给自己打杜冷丁。普通医院里通常不会大剂量使用这类药物，只能止痛，无助于改善病情。但在松堂关怀医院，减轻老人们临终时的肢体痛苦是更重要的。曾有一位老人因为神经损伤持续疼痛，一年打超过1800支杜冷丁。
医院里现在住着200多个病人，不只是临终病人，还有家属无暇照顾的老人、精神病人、残疾人。护工说，他们“什么病人都收”，大厅墙上的介绍则总结为：“集医院、福利院、敬老院职能为一体”。
医院对晚期病人和临终老人采取姑息治疗，病房里很少看到输液吊瓶，更没有呼吸机。除了重症病人需要插鼻饲管、尿管、戴氧气管，大部分老人身上没有管子。
1987年成立以来，松堂关怀医院累计送走了三万多位老人。一间时刻都有人可能死亡的医院，常常遇到排斥——医院一共经历了7次搬家，其中4次是因为附近居民抵制。2003年迁到北京东五环外，远离居民区，才算稳定下来。过去搬家时，曾有上百位附近居民堵在医院门口，不让老人入住，说这是死人医院，是“八宝山的前一站”。老人们在街头滞留了四个小时，直到半夜才住进新病房。
子女把老人送来临终关怀医院时，往往已经接受了死亡即将来临这一结果，只求让老人走得平静、安详、快乐。刘莉的母亲至今住院三年多，整日昏迷，刘莉在她耳边大声说“妈，吃饭了！”老人微微睁开眼睛，刘莉不知道她是否真能听见。她还是每天都来探望，为母亲擦身、按摩，对着母亲的耳边，轻轻呼唤她的名字。
吃饭
在松堂医院，对于进食的积极程度，成为了判断求生欲高低的重要指标。有位四十多岁的年轻病人，从不和人说话，护工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她“总是在吃”。在护工看来，“能吃”意味着有活力，是病人最大的优点。
每天饭点，铁皮餐车送来煮得软烂的西红柿、茄子、鸡蛋、蔬菜、面条。搅碎、倒进碗里、晾到温热，护工最多同时照顾10个老人，喂一顿饭花费一个多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护工总是多线作业，在这位老人缓慢吞咽的时候，转身喂下一位，再给这位擦擦嘴。
不同身体和意识状态的老人有不同的喂法。会张嘴吃的，用勺子喂；不会张嘴的，饭糊加水，用粗注射器打进嘴里；完全没有意识的只能再多加水，打成液体，注进鼻饲管里。
谭桂清的牙早就掉光了，还坚持自己吃饭，一顿能吃五六个小包子，或一整碗面条。她对只能吃饭糊的老人充满同情，“它一打碎了你得搁水，一搁水多好的菜也不好吃了”。她想念妈妈做的四喜丸子和家附近的豆腐脑，现在她最爱吃儿子做的鱼，每周六儿子用密封盒送来放在冰箱里，护工每天给她的碗里放一两块。
王凤龙最爱吃志愿者送来的炒咸菜，用馒头夹着，三四天就能吃完一罐。志愿者有时工作忙没能过来，她便埋怨说，这小鬼，我等着你咸菜，你还不来啦。
王凤龙被当做医院的抗癌模范，向视察的领导介绍经验——我就是不吃好的，我就饿着癌细胞，它吃不了好的，它就不发展了，我也就死不了。吃好的，它长了，我也就死了。
后来她听人劝说：营养好了才能抵抗力强，才能抗癌。她决定不再跟癌细胞赌气了，躺在床上叫外卖，吃饺子、肉饼。腊月初八，她还喝了一碗腊八粥。
1月17日，腊月十二，住院一年半的王凤龙去世了。去世前一天她突然想吃梨，别的都吃不下。她吃了一个梨，第二天又吃了一个。那几天她一直咳嗽，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依然相信“吃”的功效，相信梨能治愈自己。
空床铺
2018年底，不到一周的功夫，病房里又多了两张空床铺。两张床挨着，右边曾躺着一位北大毕业的老人，左边躺着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两人只并排躺了两天，左边的老人去世了，床铺空了出来。等护工更换完床铺，又有新的老人躺了上去。又过了几天，两张床铺都空了。
农历新年将近，每天都有三四位老人去世，有时会有七八人。老人来了，没两天又走了，护工们有时感到恍惚，记不清一张空病床在过去几天里究竟一直是空的，还是有人睡过。
空床铺上的被子整齐叠放在床头，套着花纹被套，白床单上铺了崭新的尿垫。死亡的痕迹随着床铺的更换被抹去了，只有少数人留下了生命最后时刻的印记——一张病床边的冰箱侧面原本贴着一张老人年轻时的黑白照片，老人去世后，家属把照片取走，剩下了两块双面胶的贴痕。
有时医院床位满了，前台接待员会告诉家属，再等等，明天可能就有了。接待员总能看到盖着白布的老人遗体从东边的电梯被推出来，穿过大厅，送去火化。第二天，又会有新的老人走进大门，穿过大厅往东，坐同一台电梯去往病房。一位新来的家属指着空床铺问，“出院了？”住院长久的老人回答她：“没了。”
死亡每天都在松堂关怀医院发生，身在其中的人待久了，反而更加坦然乐观地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时刻。对93岁的谭桂清来说，死亡是一张“大长条的小窄床”——“推出去了，那大长条的，那小床那么窄。我们这老太太没事干，有点什么事都看，哪怕睡着了都把她叫醒了。哟，快起来吧，大妹子，说干吗呀，又不好了，那老太太不行了。”
有时护工也和老人开玩笑——
“你跟着我到四川去不去？”
“去，你叫我去我就去。”
“你去要是回不来了怎么办？”
“回不来，死就死，这么大还怕死。”
“死了我就埋在那峨嵋山去啊？要不要？”
“要，反正给我埋哪儿都行。”
“埋在哪里行啊？”
“嗯，哪旮旯都行。”
抓手
老人们在走向生命尽头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对身体的控制，跌进轮椅，跌进病床，跌进衰老的无底洞。但他们并不甘心如此，总试图抓住些什么，抵抗衰老的侵袭。
每天饭后，三层走廊里总是脚步声不停。一位老人来回走，左腿拖着右腿，右手几乎不摆动。护工说他是最好的病人，努力运动。他的背还直，头上还有黑发，衰老对他还算容情。比他再老些的老人，比如86岁的刘国英，即使身体再好，在走廊里溜达时也必须得抓住扶手了。
能走的老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坐轮椅。他们抓住拐杖——有时连拐杖也拒绝，摄影师来拍照，一位老太拒绝带着拐杖入镜，觉得不吉利——拐杖先是木质的，然后是更轻便的不锈钢制的；先是一只脚的，后来变成三只脚的，再变成四只脚的助步器。
一位脾气古怪的老头也已经坐上了轮椅，仍自己推着轮椅走路锻炼。三只脚的拐杖挂在轮椅上，他或许还能再用上。
贾文秀做了腰椎手术后，泌尿系统和腿脚都不太听使唤了。她总误以为自己尿了裤子，误以为自己能站起来走路。护工用一根布条把她固定在轮椅上，背后用死扣系住。但她坚持认为自己能走，指挥来串门的刘国英解开固定的布条。刘国英照做，贾文秀却没能从轮椅上站起来，摔倒在地。
但这次失败并未消磨她的自信。过了几天，她悄悄对志愿者说，明天我就自己回家去，只有二百里地，你可别告诉他们。我的腿好了，能走。
护工
松堂医院有30多名护工，大部分四五十岁，年纪和医院护士的父辈相当。护士只在早晚查房和老人需要治疗时出现在病房里，平时守在护士站。护工则不同，属于他们的空间只有病房里的一张病床。他们时刻和老人，或者老人的物品待在一起。
今年，已经是护工欧阳在松堂医院的第11个年头了。
医院几乎每天都有志愿者来，欧阳总是激情饱满地演讲：“我认为（这是）伟大的工作。我们每天，为天下人尽孝，我们天天面临着屎尿，为老人服务。我之前做过很多，我做过大生意，我认为，生意不宝贵，金钱不宝贵。李白不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吗，‘夫天地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就是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感悟到人生。我希望你们啊，一个下午，就安安心心给老人带来快乐……”
欧阳年轻时做生意，从湖南跑到石家庄、廊坊，说自己有时一个月能赚十几万，但后来欠了债，不得已来了松堂医院。他怀念年轻时满世界跑的生活，开玩笑说，现在这份工作把他“套住了”——护工没有休息日，请假要按小时报备，春节也必须找人顶替才能回老家。欧阳平时每月请假一次，去邮局给家里寄钱，每次两个小时。来北京11年，除了医院组织去十渡团建，他只趁晚上去过一次天安门，再没去过其他景点。
但这份工作，也让他感受到价值。这份工作包吃住，没有额外花销，他渐渐还清了债务。后来院长让他主持志愿活动，他更感到满足——每天唱歌跳舞四个小时，多赚1200元，还总能收到老人们的赞赏和感谢。更让他开心的是，年轻志愿者来了都喊他“欧阳老师”。
每天在志愿活动上表演，他总是习惯性地绕场一周和每位老人握手。他总打一条大红色的领带，保温杯和唱歌用的播放器也是大红的。老人感到他与众不同，叫他“小头头”，大声对他说谢谢。
每天晚饭后的休息时间，欧阳习惯独自拿着播放器在屋里练歌。他对着屏幕唱：“天边有一对双星，那是我梦中的眼睛……”，他像在台上表演一样，扬起手势，走起步伐。音响声音传到楼道另一头，妻子小黄正在晾衣服，抱怨他，一天就是唱，袜子都不洗，都塞在枕头底下。
欧阳每天花许多时间唱歌、练歌，很多照顾老人的工作都由妻子分担。小黄训斥他，他也不反驳，让他去干活他就去，回来该唱歌还是唱。两人就这样相互埋怨也相互支持着在医院工作了十几年。有天忙完出来，欧阳在楼道遇到几个志愿者，笑呵呵地说：“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工作可以说一句话能显示，能屈能伸。”
时间
谭桂清羡慕其他老人腿脚好，而自己总被困在房里。有一天晚上，她悄悄出门溜达，被护工欧阳发现了。谭桂清解释，看错了表，以后注意。
谭桂清房间空出的床上摆着儿子买的圆挂表，她还一直戴着结婚时母亲送的手表。手表早就停了，表带扣也被磨断丢了，她自己用黑色缝衣线缠住，还是每天戴着。
她最关心的时间不是几点几分——反正每天护工都会按时送饭、推她去“开会”——而是星期几。从周日到周五，她见人就问，今天星期几了？一到周六，她又三番五次地问，今天是星期六吗？
那是她最期待的日子。每周六，儿子会来探视。
更多儿子不在身边的时间，她总是想念母亲，“四喜丸子…过年我妈都会做，那不算什么巧活。”提到过年是否回家，她说，“我不愿意回去，回去还得让我妈给我做饭。我妈做饭特好吃。”她用一种现在时的语态，仿佛母亲还活着。
85岁的刘国英则能“回到过去”。她说自己只有六十多，母亲八十多岁，就住在走廊那头。她总溜达着找母亲，经过每间病房，都扶着门框探头看。有时她问身边的人，你看见我母亲了吗？她还没回来？
从前做记者的杜惠住院半年多了，总以为自己刚来不久，“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愿意下楼去看表演，也从不打开电视，说“我没有时间”。她是诗人郭小川的妻子，在医院的时间大多花在阅读上，总是捧一本《郭小川研究》，但翻来覆去地永远在看目录页。
儿女把来探望她的情况记录在一个本子上——某天带了酸奶、水果，某天交了住院费。她以为这是她写的日记，指着本子上2018年开头的日期说，“（我）随便记的几句，你看，都很早很早”。
本子里面夹杂几行明显凌乱的笔记，是她写的，“最近有一个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糊糊涂涂的过日子。从现在起，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就像延安开始，从北山坡往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是自己的一种想象。”2019年1月初，她中风卧床，不能再散步运动了。
张贞娥卧床近60年，记得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2001年、2002年、2004年、2005年、2007年夏天，自己因为无法排汗而住院输液，直到2016年11月，慈善基金会给医院捐赠70台空调，夏天才变得好过；
2003年5月6号凌晨2点，母亲呼吸困难，医院的医生都去支援治疗非典，10天后母亲去世；
2013年的1月，她和隔壁床胖老太同时都感冒，一年多后的2014年的3月，胖老太去世；
直到最近，2018年1月17日晚上7点25分，王凤龙去世了。
张贞娥日夜躺着，这些时间构成的回忆，几乎就是她能掌控的全部了。她望着病房天花板上的方砖——横着十块，竖着十块。2011年医院装修，她发现方砖变少了，变成横着九块，竖着九块。
12月底，志愿者送来一支玫瑰花，张贞娥让人在矿泉水瓶里倒了水，插起来。玫瑰艳红、鲜活，过了几个星期仍没有衰败的迹象。她才终于发现，花是假的。
假花旁边的竹笼里有一对蝈蝈，日夜鸣叫。张贞娥说蝈蝈是百日虫，只能活一百天。她数着日子，看它们从翠绿色变成墨绿色，再变成黑色，最终不再鸣叫，安静地死去。2018年她养的两对，一对活了138天，另一对活了140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以这样的形式，努力证明着自己的记忆力依旧完好，也努力追寻着生而为人的尊严。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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