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病儿童点燃希望
2016-11-29来源:慈善公益报
       随着2003年和2007年我国分别开展新农合和城居保试点,农村和城镇儿童重新被纳入到基本医疗保障体制中。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如今,我国已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儿童大病救助格局,政府医疗保障制度在儿童大病救助中发挥了基础性保障作用,社会组织也已成为儿童大病救助领域的重要力量。

       政府医保是基本保障

       经过多年的制度建设,我国已形成了儿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大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部分构成的政府医疗保障体系。儿童基本医疗保险是儿童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在这个体系中,新农合覆盖农村参合儿童,城居保覆盖城市参保儿童。2012年,我国建立了城乡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在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儿童大病可以进行二次报销。医疗救助制度的主要归口部门为国家民政部,主要针对在各项医疗保险政策报销后,包括大病儿童在内的家庭仍然有困难的,可以申请民政的医疗救助。这3个制度在儿童大病救助中发挥了基础性保障的作用。

       除了国家层面的努力之外,地方政府在大病保障方面也进行了很多有效的探索。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以下简称“上海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是成功的典范。1996年,上海市红十字会、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卫计委联合建立了这个非营利性的医疗互助保障基金,至今已有20年历史了。该项目规定,上海市0~18岁的中小学生、婴幼儿,无论健康与否,只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每年缴纳80元参保费用,一旦患者住院,就能享受由互助基金承担的医疗费用。

       家住上海的王女士向《慈善公益报》记者讲述了上海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便捷与高效。2015年10月,王女士本人、儿子蒙蒙以及她母亲3人同时被确诊重症肺炎,需立即住院治疗,王女士和她母亲虽然都有医保,但每人仍需缴纳1万元住院押金。蒙蒙不是上海户籍,没有医保,王女士担心有限的备用金不够缴纳儿子的住院押金。令王女士诧异的是,在办理儿子的入院手续时,因为出示了少儿互助基金手册,居然只收了500元押金,解了王女士燃眉之急。在儿童病房,王女士了解到有的孩子因为家庭困难,医院居然可以免收押金,原因就是孩子参加了互助基金。在出院结算时,蒙蒙住院费用总计5000余元,住院基金承担了2000余元,并从住院费用总额中直接扣除。互助基金真真切切地减轻了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

       建立“三方共建共管”的组织架构是上海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有益经验之一,互助基金保障对象范围不断向外延伸,力求把所有在沪常住的少年儿童,不论年龄、户籍、入学与否,都纳入参保范围,保障所有孩子都看得起病,是互助基金为了适应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发现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的重大创新。截至2016年5月,该互助基金累计为155.7万人次患病少儿支出住院和大病专科门诊费用达17.6亿元。

       社会组织是多元补充

       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儿童大病救助,利用自身优势,逐步探索和发展医疗服务,满足患儿多层次需求,已经成为政府医疗保障的重要补充。

       据《慈善公益报》记者调查了解,仅2016年,有83家慈善组织共开展了160余个儿童大病救助项目,如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为18万名孤儿和贫困儿童赠送了重大疾病公益保险,中华儿慈会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基金为11万贫困地区儿童购买大病医疗保险,微笑列车项目在2015年为上万名儿童进行了唇腭裂免费手术。社会组织对患有先心病、白血病、唇腭裂、脑瘫、血友病、烧烫伤等十几种医疗费用高昂的重大疾病患儿进行了医疗救助。

       社会组织的大病救助弥补了部分疾病尚未被国家政策覆盖的不足。像脑瘫患儿、残疾儿童等需要进行康复治疗,在很多地方,这些康复费用并不被国家医疗保险所覆盖,因此所发生的康复性治疗费用需由家庭承担。一些慈善组织针对这种情况对患儿进行救助,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对进行人工植入耳蜗手术的听力残疾儿童进行15万元左右的资助;深圳壹基金对多个罕见病救助机构予以资助,这些救助无疑填补了政策空白。而且,社会组织根据不同类型的项目,可以在患儿治疗的不同时期提供救助,这是区别于政府医疗保障体系事后救助的一大特点,事前救助和事中救助对于急于用钱的患儿家庭来说,如同雪中送炭。中华儿慈会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负责人王昱对《慈善公益报》记者说,他们所开展的救助中,最快速的救助是在2小时之内完成了审核、医疗评估和拨款救治的全部过程。

       慈善组织对大病儿童的救助方式正日益多元化,救助内容开始涉及药品、疾病筛查、康复器械、康复培训、心理疏导和社工帮扶等领域。针对目前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部分慈善组织针对基层医院开展了提高医护能力的培训,以提高这些地区对大病患儿的救治能力。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乡村医生培训项目,自2006年以来已免费培训了全国26个省份、25个民族的乡村医生5109名。


       一些社会组织还在医疗社工服务方面进行探索,并开展了较为专业的社工服务,如北京的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在帮助寻找医疗资源、筹措救助资金、调解医患关系、提供生活帮助、饮食康复指导等多方面提供服务。很多患儿家庭遇到异地就医的情况,家长未必了解国家医保政策,不知道异地就医的报销需要在医保缴纳地开转诊单,因此,对患儿治疗进行引导的医疗社工服务显得非常重要。

        联合救助是发展趋势

       根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针对1229个白血病患儿的调研结果,受访家庭的医疗费用开支大部分集中在10万元至30万元之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针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2014年所救助的白血病患儿调研结果显示,患儿医疗费用最少3万元,最多180万元,平均为36.1万元,医疗费用高昂可见一斑。国内社会组织对于白血病的救助额度普遍在5万元左右,与高昂的自付医疗费用相比,缺口仍然很大,迫切需要社会组织之间形成联合救助机制。

        社会组织虽然发挥了专业性强的补充作用,但由于单个救助存在一定的限制,社会组织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方式和统筹,因此会导致救治资源不足和部分救治资源过剩。儿童大病联合救助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联合救助已经形成趋势。

       2015年9月,儿童大病救助联盟成立,行业平台格局逐渐显雏形。联盟先后完成民政部“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数据测算和研究报告,并提出政策建议;开展地中海贫血防治研究倡导,发布《中国地中海贫血防治蓝皮书》,在两会期间提出将地中海贫血纳入医疗政策保障范围的提案;建立儿童大病救助联盟向政府主管部门报送救助信息和向全国各地通报社会组织救助大病患儿情况的渠道,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开展联合救助。

        “联合救助”在现实中已经形成了4种模式:第一,政府+社会组织的联合模式,包括政府资金支持慈善组织、政府政策扶持慈善组织以及双方共同出资3种方式,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救助基金项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微笑行动项目基金、儿慈会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等;第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联合模式,推进慈善组织间的对话与合作,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如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联盟等;第三,慈善组织+互联网公益平台联合模式,充分发挥互联网公益平台具备的灵活性强、成本低、积少成多和筹款速度快的优势,如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919大病救助工程等;第四,慈善组织+大病救助专业机构联合模式,铸就大病救助事业的专业性,如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童心项目专家委员会等。

       联合救助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共同推进的优势,扩大了受益群体的范围,解决了单靠政府或慈善组织自身无法完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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