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合肥10月23日电（记者蔡敏、马姝瑞）“中央提出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赋予每个农民股权，让大家都有权利获得收益，这是一个重大的好政策，真心盼望尽快‘落地’。”安徽省肥东县农民杨年举说。

    在这位已经吸引2000多名社员发展规模种植的合作社“领头人”看来，他将会获得更大的空间、更规范的环境来带领更多乡邻致富。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的改革任务。日前，中央审议通过了有关改革试点方案。

　　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改革一项重要顶层设计，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改革重大制度创新，农民将由此获得更多财产权，步入加速致富的崭新时期。从农民到地方官员，到专家学者，中国社会高度评价并热盼这一改革尽快实施。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说：“中央此次审议通过的试点方案，标志着农村改革将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迈上新的台阶。它一方面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有利于促进发展农村新型主体，扩大已有的新型主体规模。另一方面，进行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等于直接‘把资产算在农民头上’，同时赋予了农民作为股东，享受分红权利、监督集体资产、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权力。”

　　安徽大学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德元指出，这次的试点方案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任务的实施，也是新时期开创新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探索。

　　中国一些地方已经迈出了先期探索的步子。北京、广东、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地方进行了农民股份合作的尝试。

　　郑风田认为，未来要警惕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试点中出现矛盾。在集体经济发达、分红丰厚的一些沿海村庄，由于本村村民身份附加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一些“外嫁女”、参军者、大学生等均要求享受权益，造成了矛盾。在本轮集体经济股份改革试点中，这样的难题也很有可能普遍出现。

　　“确权的核心应该是‘权限’和‘时限’，前者要界定什么人可以获得什么权利，后者要厘清确权的追溯期、有效期，以及何时应该退出。要在充分考虑历史因素和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既防止“吃大锅饭”，又避免激化农村基层矛盾。”他说。

　　张德元也指出，这项改革不能操之过急、“一窝蜂”上，要尊重各地的实际情况和试点进展，循序渐进，避免矫枉过正；要支持基层多元化的操作方式，而不是用单一模式追求整齐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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