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

——关于《多余的话》文学对话

来源：公益中国网    作者：潘军强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几年前的一天，偶然读到的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因为那时生活比较苦闷，加上读了一些启蒙人文书籍，心中有许多想法却不足于与外人道也，自然频添许多感叹，如刺梗喉，不吐不快，所以读到这句话便有了强烈的共鸣，觉得人生确实如此。到后来才发现，瞿秋白先生就义前写的一篇叫《多余的话》的文章，在文章代序中写下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我眼前一亮，如遇知音，如逢甘雨，激起了我去了解瞿秋白其人。通过阅读有关资料，我逐渐了解到，瞿秋白先生本质上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流的文人，传奇的的文人，有信仰的文人；同时瞿先生也是一个普通人，性情中人，一个“伤心人”。捧读《多余的话》，觉得那真是至情之文，充分表达了一个人走到生命尽头的的感悟与苍凉，忏悔和解脱。联想起梁衡的那篇大作《觅渡》，李辉的《秋白茫茫》，真是无限感慨。联想着自己的生活和精神，30年的匆匆岁月中，像我这样的“沉默的大多数”，平时是不可能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的，时间久了，也习惯于过沉默的生活，习惯于言不由衷，习惯于失去自我，值得安慰的是，万籁俱寂，挑灯夜读，在文学的田地中，与一二“伤心人”、“畸零人”心有所同，同怀视之，聊解心忧。于是，我便拥有了一个想法，以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境，走进《多余的话》，走进瞿秋白先生的心灵世界，与之展开对话，更进一步地交流一些“多余的话”，算是一种精神的栖居吧。

一、永远的文学梦

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瞿秋白词

瞿秋白：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

漫游者：先生自小长于仕官之家，你的母亲善诗词，爱文艺，受母亲的熏陶与教育，你从小就能赋诗填词，后又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小说、诗歌、杂文等，通音律，擅金石篆刻，精通多门外语，可谓多才多艺。同时，你的母亲是一个温厚善良的人，她以她自身的纯真的爱养育了她的儿女。记得先生入常州中学读书时，读书费用对于你那个日益窘迫的家庭来说，已是个沉重的负担。常州中学一开学，就要收学费三十元，膳费三十元；校方还规定在校的学生，每年必须有两套制服，夏天是白色的，冬天是呢制服。这样的负担是一般的人家无法承受的。你所穿的衣裳都是母亲用旧衣裳改制成的长袍马褂，为了耐磨经穿，衣裳外面还密密麻麻的纺了许多线。这样一身寒酸相，自然为富家子弟所不屑。但岂知，衣帽鲜亮而腹中空空的富家子弟更为你所不齿。你深深懂得这样的道理：不以敝衣羞，只为无才耻，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待书本，来观察人生。也许受母亲的熏陶，你特别爱好文科，喜欢读历史、文学书籍，不满足于学校的课本和讲解，广泛地阅读了各种正史、野史、轶闻。母亲的辞世，对于先生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重又沉重的打击，丧母凄楚一直在心中隐隐作痛。先生对母亲始终有一种牵挂，有一种心灵的伤。你在《赤都心史》中深情地回忆到：“我的母亲为穷所驱，出此宇宙。只有他的慈爱，永远留在我心灵中--是他给我的唯一遗产。”

瞿秋白：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漫游者：先生到俄文专修馆，强记博闻，涉猎广泛，除按时上课，完成规定的学科作业外，还按照自己制定的自修计划学习英文、法文、社会科学和哲学。每天不论多么忙，一定要照自修课程表把功课作完，不到深夜不止。你的学友李子宽说：“往访晤，斗室不盈丈，秋白挑灯夜读甚艰苦”；沈颖也说瞿秋白每晚读书“往往到深夜两三点钟才睡”。先生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先生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遍校内，无人不知！由此可见，先生是对文艺的追求是一如既往的，而置身于穷困清苦、寄人篱下的生活，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辛酸，这一切都催促着先生心灵的早熟。

瞿秋白：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

漫游者：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先生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你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逐渐形成。就如你说的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先生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庞杂的，多方面的，清末以来流行的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对你都有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溶入了你的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

瞿秋白：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漫游者：对一个“新国家”，一个有着深厚文学传统的国度，先生的心境愉悦是可想可知的。你为苏俄的种种新兴的事物所振奋，所激荡。看到了新旧两种文化的并行和斗争，但你坚信，新的文化必然取代旧的文化，而旧文化中一切有生命力的精英，也一定会保留下来，继续为其自身的发展，和对人类文明事业作出贡献。在苏俄两年，先生考察采访所涉及的方面很广，接触的人物很多，上至领袖、教授，下至老妪、幼童，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了解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情况，写出了五六十篇旅俄通信，仅在《晨报》上发表的就有四十篇，约十六万字。出色地完成了《晨报》所赋予的使命，称得上是一位年轻有为、才华出众的驻外记者。

值得思考是，先生所看的苏俄是真实的苏俄吗？事实上，历史已经作出了答复。我觉得，苏俄之行给先生带来荣耀的同时，也对先生的思想带来一系列的“误会”。这一点，你与鲁迅先生有着类似的经历。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了天然有残缺的现代化思想，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甚至直接为斯大林血腥暴政辩护，给一大批热血青年带来了误导。一个人的精神和思想底子与他早年的求学和活动经历密不可分。与苏格拉底之于希腊、弥尔顿之于英吉利、但丁之于意大利、歌德之于德意志、雨果之于法兰西、泰戈尔之于印度相较，苏俄的“进步”思想无法在正面意义上消解中国的苦难，燃烧中国的光明，提升中国的自尊。在红色苏俄思想指导下长大的几代人，自私、冷漠、麻木、愚昧一应俱全，一样奴性十足，一样地仇视高贵、鄙薄幸福、厌恶自由、蔑视民主、轻贱人权，中华固有的仁爱、忠恕、诚信、礼让、宽容、慎独、怛恻、悲悯以及天人合一、乐天知命、尽性知天、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和世界大同的博大情怀与高明智慧，几乎荡然无存。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用先生的话来讲，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漫游者：先生对文艺的追求是热烈的，成绩也是显著的。如，1931年到1933年，短短三年里，你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和文化运动，写下了大量的文艺理论，杂文，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直接的、系统的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的作品，提出并且深入探讨了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的贡献，使他成为被公认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创作理论中，先生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实际存在的生活现象和一般的事实当作真实；艺术的真实，应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先生批评了那种不切实际的“革命浪漫主义”，指出，应从表面的生活现象深入下去，反映出社会的内部矛盾，要最深刻的最切实的了解到社会发展的遥远的前途，更加彻底的，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使无产阶级的文学成为更真实的、更有力量的文学。

瞿秋白：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

漫游者：先生本色是知识分子，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类似于陈独秀，最适合做文艺和学术研究工作。陈独秀曾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对政治的研究，作为单纯研究来讲，同文学研究一样，可以“百花齐放”。但是，先生进入政治实践中确实是“历史地误会”：注定一辈子在“治国平天下”与文学追求中挣扎，受尽心灵的折磨，如先生虽然写下了大量的政治理论文章，但都是与政治现实操作有很大隔膜的。

瞿秋白：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

漫游者：先生用单一的政治标准来评判自己，我觉得是苛刻了。政治操作当然是以实用为本，先生的中文功底是那样深厚，艺术审美情趣是那样高雅，先生的心胸又是那样宽广、坦荡，这都是先生的人格魅力与无尽的财富，相信先生也不会忘怀的。我猜测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评判，许是一种愤慨，许是一种从政的无奈。李辉认为：“政治的常规的世俗的目光，看惯了生命寻常风景，总是按照既定的轨道打量芸芸众生。一旦一个奇特的景色突兀而现，它们便困惑了，迷茫了。于是，更多的时候，不是让自己去欣赏去适应这景色，而是将之纳入自己的范畴，去界定，去斧削。”诚哉斯言。先生本人就是一本耐人寻味的书，实在不可让“政治”这把斧子来“界定，去斧削”。在文艺的精神家园中，先生总是有发言权的，也是先生就义前念念不忘的。

瞿秋白：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漫游者：是的，我在好长一段时间也是在俄罗斯文学的摇篮中迷醉，在阅读中，我不仅着迷于作家营造的一个个带着俄罗斯民族风情故事中，而且为这些作家的精神气质、思想风采倾倒，我觉得俄罗斯文学的内在精神资源要比我们这个国度的文学来得深、广，所以他们的文化艺术群从总体上来讲，更有一种独立性、宗教情结、人道主义情怀。有道是：三年能出一个爆发户，三百年难出一个贵族。真正拥有“贵族精神”的人才必定具有坚定的信仰，自觉的反思和承担的精神，决不局限一时的政党利益、民族利益或个人私见，这些充分体现在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作家身上。中国的文学中，鲁迅至今还是一座高峰。我从鲁迅和先生身上看到了类似的精神基因（主要是从你们的精神气质、怎样对待自己灵魂这个角度来判断）。鲁迅送给先生的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决不是偶然的。我想，人的心灵，是比所有可见的事实加在一起都还要广阔深邃的世界，心灵的奥秘来自于人性的多重结构、情感的细微曲折，是探索不尽的。所谓“可以再读一读”的文学，其实都带有某种“心有戚戚焉”的不可言传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是不分阶级、国别的，只要心灵相通，就是“我”的精神的一部分。

瞿秋白：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漫游者：真没想到，先生从那个时期就开始反思“阶级”分析在文学和思想上的局限性了。很长时间来，知识分子被驯化，普遍接受了唯物史观，习惯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发展的进程，因而很少去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考虑——它也是一个不断断裂的过程。以发展和进步为主题的思想史建构起了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大部分知识，以至于我们很少意识到近现代的中国同时是一个不断与中国古代传统和世界文化断裂的过程。中国是官本位国家，缺乏学术独立、艺术独立的传统，知识分子无独立人格，自然就无想象力创造力。我觉得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来讲，想象力比政治鉴别能力更重要。对文学来讲，说什么生活是最真实的，这话等于没说。因为，大家都生活在生活里，这样的真实如果已经够了，文学干吗？“艺术或文学，不能成为成生活（哪怕是苦难生活）的侍从或帮腔，要像侦探，从任何流畅的秩序里听见磕磕绊绊的声音，在任何熟悉的地方看出陌生。”文学，不单是要表现生活，更要反思生活，剖析人性，从而享受生活；革命，也不仅是对强权的反抗，更是对人性的质疑。文学不能止于干预实际生活，如给人贴上“好人”、“坏人”、“官僚”、“平民”等标签，而应该表现完整、复杂、丰富的人性，探问心魂的迷茫和意义才更是它的本分。

二、最是文人不自由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黄仲则《杂感》

瞿秋白：“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漫游者：先生所指“清朝一个汉学家”就是清初大思想家顾亭林吧。他有言：“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观。”这话出后，三教九流之形形色色的人以文人为非，鄙薄文人，并以有清初大思想家之证言，后来人引用此句时去掉了“自命”而成了“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其实，如果不论是非对象，不入顾氏说这话的背景和目的，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顾亭林针对当时封建文人所谓士大夫阶层的某一部分而说的，所贬斥的是那些自命不凡，迂腐不堪的文人而言。由于政治体制之原因，从古至今，许多文人都把整个人生束缚在仕途上：读死书，啃经典，双手无缚鸡之力，无经营生意之才，于是有了像孔乙己这样的“不足观”的自命文人层。先生这般说，乃是自省兼自嘲罢了，是身陷囹圄的特定条件下所发的感慨，并不能作为公允之论向社会推广，而且先生用自己慷慨就义的行动，也彰显了一个真正的中国文人应有的品格和气节。

瞿秋白：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漫游者：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无产阶级意识？弄清这些问题，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革命者来讲，是起码的要求，因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在一个不正确的前提下，什么荒谬的结论都是可以出现的，不去理清荒谬，就会成为荒谬本身。事实上，在一个以“救亡压倒启蒙”的国度来讲，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取代了马克思，革命手段取代了革命目的。卷入其中的知识分子要么脱胎换骨，要么只能成为像先生这样始终处于痛苦的分裂状态。马克思的众多名言，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我是人，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是隔绝的。”“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性的全面复归。”“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多么清楚明了的表白呀，先生“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肯定不符合“人性的全面复归”，不符合“自由发展”的要求。先生的厌倦政治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瞿秋白：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漫游者：先生这样的热爱文艺、浪漫的文人投身于社会革命，在品尝了政治生活的种种苦涩之后，在浪漫逐渐趋于平缓之后，忧郁与困惑也由此而产生。政治需要浪漫，需要热情，但同时更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一些素质。先生无法拥有其他，便只能在变幻无穷的现实政治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苍白，甚至无能。先生把目光移到另外一片天地，把文人的另外一面形态，予以理想化。美妙诱人的景象让你迷恋，让你陶醉。你为没有自始至终走文人的道路而懊悔。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者，如果遭遇到来自政党内部的打击，其内心的痛苦远远超出来自其他方面的打击。而且，在更多的人身上，这种因党内残酷斗争带来的苦闷与忧郁，常常深藏于心，并不轻易流露出来。而先生终于流露出来了，可见心中之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瞿秋白：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漫游者：对先生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原则性等特点，我觉得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深责的。因为在一个信奉“批判”、“斗争”、“你死我活”、“墙倒众人推”哲学的政治斗争里，在一个缺少忏悔和宽容精神的制度中，身受煎迫之苦的先生，除了沉默，别无他法。先生用无声的行为对这种政治斗争表达了抗议。一种正常的研究，是必须要有正常的学术自由空间的，否则还不如像先生这样保持沉默。对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有过最精辟的论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致中国科学院书》）”

瞿秋白：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漫游者：一个生活在魏晋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可以采菊东篱，濯足清流；他可以醉卧明月，目送归鸿；一个追随甘地的印度人可以把一切仇恨逐出心外，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会宽恕自己的敌人......因为那些苦闷都可排遣，那些仇恨都可化约，那些忠诚和爱心都有对象和源头。而先生长期遭受宗派主义分子的迫害，在精神上已经判了死刑，对无休止的党内斗争极端厌倦，孤苦绝望找不到出路。（先生多次提到“历史的误会”就是明证）

“千古艰难唯一死”。古今中外多少有德有才之人就因为过不了生命关而失德败行。而先生却认为，死亡是一种对人生痛苦的永恒解脱，甚至是一种令人渴望的“甜蜜”的休息，是灵魂的永恒安息。联系先生的际遇，真的是累了，需要休息了。

三、是真文人者自风流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瞿秋白《卜算子》

瞿秋白：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漫游者：先生是看淡死后声名的人。在《狱中题照》中你曾说过：“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驱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驱壳又有什么用处？”可见，先生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但你同样注重个人名誉：“人爱惜自己的历史比鸟爱惜自己的羽毛更甚。”不过名誉必须建立在真实、坦诚的基础上，就如你的挚友鲁迅说过的那样，“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你是不愿意做一只“完美的苍蝇”的。这种高超境界是基于思想的解放，摆脱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倘用先生的话说，就是：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值得后人思索的是，从先生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政治和教育要求公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那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更符合人性的内容？

瞿秋白：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漫游者：先生的这种担当精神令人起敬，透过历史的迷雾，这种精神越来越显示出光辉。对当权者来说，对待自己的错误，大都采用“抵赖、诿过、大事化小”等方式，而先生却把解剖刀对准自己。记得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中国是世界各国中保存文字历史最长的的国度，可是却很少留下真实的历史。先生的“多余的话”却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可让后人洞察历史的真。

瞿秋白：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卜算子》）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浣溪沙》）夜思千重恋旧游，他生未卜此生休。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狱中忆内集唐人句》

漫游者：先生在长汀的国民党监狱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日子。在最后一段路程时，先生又恢复了文人和诗人的本来面目，写下了一些直抒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文章和诗词。是的，先生与鲁迅的诗词都做得不错，各擅胜场。鲁迅沉郁顿挫，“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都非常有气势。先生的旧诗词清丽俊逸，如“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很有你的常州同乡黄仲则的味道。而《卜算子》、《浣溪沙》这些诗词，最真实地表达了你的深沉情感，引发我许多思索。文学是人用语言文字来抒发情感的，一个现时代的作家创作，无论是否用“现代”的白话形式，无论是否抒发了所谓“人的文学”，都是一种文学创作。许多新文学家对旧体诗词情有所钟，如鲁迅、郁达夫、聂绀弩等等，他们创作的新文学，往往是为了发表，是给读者看的；他们创作的旧体诗，常常倒是并不为了发表，纯粹是抒发情感的需要。但是，这种旧体诗的文学审美价值却在“现代”和“发展”的视角下被遮蔽了，它们被认为是落后的、非发展性的文学样式，从而失去了参与文学史建构的权力。可以说，由于新文学偏见，将发展作为衡量文学审美价值的绝对标准，从而失去了对其它非发展性的文学现象包括旧体文学或通俗文学的兴趣，使它们失去了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合法性。

瞿秋白：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漫游者：先生是才子，也是多情种子。你十六七岁就读老庄，读宋儒语录，读佛经，喜欢月夜吹箫，后来读俄国新文艺作品。先生与丁玲的好友王剑虹热恋，教她们唱昆曲，还在绸布给她们描花样让她们绣花，每天写诗刻章，这都是旧式士大夫的趣味。在你夫人王剑虹病逝后，你与杨之华发生了感情，当时杨之华已有一女，与沈剑龙尚未正式离婚，三人谈判之后，报上竟连续三天登出了启事“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让人瞠目于民国文人的洒脱与通达。先生视杨之华的女儿独伊为己出，瞿独伊称先生为“好爸爸”，杨之华女士怀念先生几十年，一直到死，这份感情非一般人所属也。当残酷时光把你淹没之后，你的友人，仍然愿意把你的形象珍藏在记忆里。

后  记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这种心境中，我与瞿秋白先生的对话暂告一个段落，但我知道，与先生心灵相通者，是绵绵不绝的。感谢先生为后人留下了《多余的话》，为我们留下了一篇千古绝唱，留下了一个真实的生命。“悠悠岁月中匆匆走过多少人，他们总是会被人想起或淡忘。被人淡忘，未必不是一种幸福；被人想起，又未必不是一种。幸福或悲哀，其间的分别又在哪里？我说不清楚。（李辉《秋白茫茫》）”呜呼，我也说不清楚，先生就像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中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是无常、无告、无望的，此世说不清楚的，就让它随风而去，一阵风吹过，会有几片落叶飘落在一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