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中国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中奠定了两千余年封建文化基石。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可概括为“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实现人与物的关系。”从中可讨论推论出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群体意识”。

    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群体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群体意识的根源在于血缘关系。由血缘至宗法至政治，这一套宗法血缘关系渗透于我们民族的每一个生存细胞，给它提供不断再生的基因，中国人在任何场合认同千篇一律的群体结构，并与之形成一整套伦理、美学观念，儒、道互补便是杰出的例子。

       儒家的“德”、“仁”、“礼”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学打下了人性的基础。后人评论这种建立在群体意识之上的人伦思想时认为：不论它在开始时显得多么“自然”、“合情合理”，在历史进程中却无可挽回地走向自己的反面，逐渐成为一种极不自然和违背情理的虚伪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个体意识一开始就消融于群体意识之中，个人的自由意志并不是真正的意志自由，而是通过“克己”，通过放弃个人欲望，扭曲自己的天性以适合“礼”的模式，而产生的一种麻木的适应感与自得感。

       与西方基于“原罪意识”上的“罪感文化”相比，中国人建立在“忧患意识”上的可谓“乐感文化”。这种忧患意识与中国人自古以来从事的农业生产和封闭的小农经济有关。中国古人的理想人格在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得以体现：不仅是群体之乐高于个体之乐，而且是优先于乐。

        从根本上讲，忧患意识是“传统宗法关系的僵硬性与维持这宗法关系的手段的‘软性’之间总是无法达到一致的表现。”而这手段的“软性”则在“乐感文化”上得到鲜明体现。儒家讲礼乐,重在陶治人的性情,形成具有群体意识的高尚人格,因此提出集审美与艺术于一身的“乐”的本质,消解着个体心灵深处的痛苦与不安,因而成为中国宗法政治伦理极力维护的社会性精神氛围。这种乐感艺术带着浓厚的内倾实用理性。于是古人的审美和艺术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表现个人的天才与灵感,而是被有意识地当作一种修养性的方法,磨砺道德人格的手段.“琴棋书画”成了一个有修养的人必备的才具,大多数人只能“游与艺”无法提升为一种独具价值的生存意义法则,倘有人为此沉迷,便是“玩物丧志”。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变迁,传承多于碰撞、对话.换句话说,守旧多于创新，漫长的封建社会,一方面留下的文化确是“夕阳无限好”,另一方面,用现代意识来审察,可谓“只是近黄昏”。但是客观地讲,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完全一元,它的内涵十分广泛,用后人兼容并包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化自有其供人栖身的精神家园.

        学者邓晓芒、易中天认为,中国文化美学经历了“从社会到心灵的历史变迁”过程.其要点如下:

1.美在人伦:封建前期艺术社会学.

2.美在形式:封建中期艺术哲学.

3.美在心灵:封建后期艺术心理学.

        值得讨论的是,那些富有文化复兴或文化碰撞色彩的文化直到现在仍令人神往,值得我们去研究交流.如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立异标新,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添加无数异彩;魏晋南北时期兴起“魏晋风度”和“文学的自觉”,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一次青春期异常现象,令后人竞折腰;盛唐时期,文化创作,交流达到顶峰,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转向心灵之路的禅宗文化，给中国美学注入了新的生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为封建文化的返老还童的奇观。

        当然最值得我们去研究的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变迁,那时中国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