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立

 　　在《新语丝》上读到桓二心的《谁应该为王培之死负责？》一文，不禁为动物保护主义者王培之死感到惋惜。同时也联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时下热中于环境保护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弄不清楚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将二者混为一谈，自以为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实际却选错了方向，用错了力量，为了一件并不十分重要的事情耗神费力，甚至像王培那样，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环境保护工作中涉及到动物保护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保护，与动物权利主义和慈善主义的动物保护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两码事。

 
　　首先，从保护的目的上来看。环境保护工作对动物的保护，是为了保护生态——只有生态保持平衡，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环境保护意义上的动物保护，是“以人为本”的。

 
　　正是由于“以人为本”的目的十分明确，所以对保护动物的范围和保护程度也就很清楚，什么样的动物受保护，保护到什么程度，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即使是受到保护的动物，如果因繁殖过多而损害生态平衡的时候，同样会加以控制。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对袋鼠所采取的措施：袋鼠是澳大利亚的国宝，其形象被用在国徽上，在澳大利亚受到严格的保护。可是当这种野生动物因繁殖过多而危及草场，影响牧业生产的时候，当局则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每年安排专业人员猎杀一定数量的袋鼠。类似的例子还有新加坡对乌鸦采取的措施。
 

　　而动物权利主义者和慈善主义所主张的动物保护，为的是维护动物的权利和利益，他们强调“动物也能够感受痛苦”，主张“动物应该和人类一样享受平等的权利”，因此，他们所说的动物保护，是以动物为本的。因此，上述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做法，在动物权利主义者看来是难以容忍的。

 
　　其次，从保护的范围来看。环境保护所保护的动物，是有一定范围的，主要是指那些珍稀的、濒危的野生动物，不包括人工饲养的动物，也不包括一些有害动物。而动物权利主义和慈善主义所要保护的，却是所有的动物。“珍惜一切生命”是他们经常提的口号，这类口号，看似很高尚、很时髦，但是永远不能实现。因为人类为了维持身体的健康和智力的发展，就必须吃动物类食品。恩格斯曾指出：“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的作用；脑因此得到了比过去丰富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须的物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育起来。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原谅，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变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动物权利主义常常宣扬“一切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这个口号，请问这个口号的发明者，人们在餐桌上品尝美味佳肴的时候，岂不是把“朋友”给吃了吗？即使是那些素食主义者，实际上也在时时刻刻地杀生，因为你要治病，就得打针吃药，杀死体内的寄生虫，你要喝开水，就要煮死水中的病菌，你洗衣服，也要杀死衣服上面的螨虫……一句话，只要你活着，就随时随地在杀生，若是要做到完全彻底地不杀生，只有去死。

 
　　由于我们明确了保护动物的最终目的还是保护人类自己，所以，当某些动物危及人类健康和生命的时候，人类就会采取果断措施。如疯牛病、禽流感蔓延之时，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将数以万计的动物人道毁灭。那些被处死的动物，不但得不到救治的“权利”，也没有了生存的“权利”，甚至出现许多本来没有染病，只是因被“怀疑”而被“株连”而死的“冤假错案”也在所不惜。如果按照动物权利主义者的理论，让这些动物也享受人一样的权利，难道还要为此建立大批的动物医院？如果是那样，在如今世界上尚有许多人得不到温饱的情况之下，又让谁来为其埋单呢？

 
　　动物权利主义和慈善主义者还主张，为了减轻动物的痛苦，在杀死它们之前，要先把它们弄晕过去，这种主张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与环境保护却毫无关系。一些民间环境保护组织没有认识到这种根本区别，以为只要是保护动物就是环保，或者他们自己就是动物权利主义的信徒，所以，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把动物权利主义者和慈善主义者拉进自己的环保组织，打着环保的旗号，实际干着和环保完全无关的事情。这种现实状况，不但对保护环境无益，也滥用了一些人的热情，鼓励他们为了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和“目标”付出巨大的精力和热情，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害了他们，王培之死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热心于环保事业的人士，应该首先弄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只有明确目标，才能不会为那些与保护环境根本无关的事情分散精力，才能为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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