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频繁的旱灾
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降雨量偏少，水土流失严重，所以，与水灾一样，黄河流域的旱灾，也存在着灾情重、频率高的特点。从有历史资料记载至1945年，有大旱成灾记载的年份达1070余次。
早期的流域大旱灾，记述不详，到了明清以后，关于黄河流域连续大旱的史料，屡见不鲜。1632年至1642年的明崇祯年间，黄河流域发生了历代罕见的、多年连续的特大旱灾，旱情从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开始，逐年向东、向南扩展。1638～1640年期间，旱情从黄河流域蔓延到大半个中国，无雨期长达17个月至19个月，黄河的支流汾河、沁河、伊河等多次干涸，干流在晋西南一带也出现局部断流。诸如“焦地流金，大地生烟，野绝青草，寸粒不收，雁粪充饥，骨肉相食，十室九空”等灾情的记述不胜枚举。
清光绪年间，连续3年大旱，死亡人数达1300多万；1920年，晋、陕、冀、鲁、豫大旱，受灾人口达2000万，死亡50万；在1942～1943年的大旱灾中，河南一省就饿死几百万人。
黄河流域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很不均衡。据史料记载，一年中旱灾、洪涝相继出现的年份很多。如1929年2月黄河在下游发生凌汛决口，8月伏汛期又在利津决口，并改道入海。就在这一年，黄河上中游青、甘、宁、蒙、陕等省（区）出现严重旱灾，“半年未雨”，“灾民流散，人相食”，广大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第二节 严重的水土流失
黄河在上中游地区，流经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由于黄土土质疏松、垂直节理发育，水土流失严重。早在人类活动以前，黄土高原就有土壤侵蚀。由于当时地面大部分有林草覆盖，土壤侵蚀轻微，不致造成严重危害。处于黄土高原腹地的陕西省，曾经是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的建都之地。在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陕西、甘肃、山西等西北地区，曾经是植被良好的繁荣富庶之地，“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描述盛唐时期陕、甘地区的发展情景，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后来，由于人口的增加、战乱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和乱垦滥伐，破坏了地面的林草植被，加速了土壤侵蚀，导致了陕、甘等西北地区的严重荒漠化，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制约。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是造成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群众生活贫困、经济发展缓慢，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大量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形成地上悬河，也是黄河下游泛滥成灾、难以治理的症结所在。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越垦越流失”和黄河下游大堤“越加越险，越险越加”两个恶性循环。据统计，黄土高原每年因沟壑侵蚀约损失6000多公顷土地，占总耕地面积90%以上的坡耕地，每公顷每年流失土壤120～150吨，流失水量300～450立方米。严重的水土流失，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水土流失对土地的危害，主要是降低土壤肥力，破坏地面完整，加剧干旱发展等。
黄土高原的坡耕地土壤遭受侵蚀以后，水、土、肥一起流失，以致土地日益瘠薄，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据分析，黄土高原每年输送到下游的16亿吨泥沙中，含氮、磷、钾总量约4000万吨。侵蚀，不但减少了土壤中氮、磷、钾的含量，而且也使对农作物的增产有重要作用的微量元素，如硼、锌等的含量大减，活性微量元素的不足，不仅造成农作物减产，而且还影响农牧产品的质量。另外，水力侵蚀使土壤结构遭到破坏，土壤持水能力变差，土壤中微生物活动受到阻碍，不利于根系发育和作物生长。风力侵蚀，刮走土壤表层的细颗粒，使土壤变粗，结构变坏，也不利于农业生产。新中国建立前，在丘陵沟壑区，一般年景坡耕地每公顷产粮300～450公斤，灾年只有150～220公斤，甚至颗粒无收。黄土高原之所以成为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水土流失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黄土高原大部处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降雨少，季节分布不均匀，农业生产遭受不同程度的干旱威胁，而严重的水土流失又加剧了干旱的发展。在缺乏植被的情况下，坡耕地表面的土壤受到暴雨的打击，土壤孔隙被堵塞，雨水下渗速度小，大量径流顺坡而下。黄土高原降雨量少而蒸发量大，是造成干旱的基本原因。历史上由于战乱等原因，大肆破坏森林，引起水土流失加剧，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又加重了干旱的威胁。根据黄土高原各地历史的考证，随着水土流失的加剧，旱灾出现的几率也相应频繁。
据统计，山西省在1464～1949年的486年中，共发生旱灾284次，平均不到2年一次。陕西省北部丘陵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干旱灾害亦十分频繁，在1629～1949年的321年间，共发生旱灾131次，平均2.5年一次。不在黄土高原的山东省泰安县，旱灾出现的频率，随着县境内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的加剧，也相应增加。从唐代到明永乐年间的758年中没有旱灾，从明永乐末年到清末488年中出现46个干旱年；民国时期的38年中，出现旱灾6次，频率大大增加。
水土流失导致的沟蚀的发展，将黄土高原切割得支离破碎，沟壑面积日益扩大，耕地面积日益缩小。黄土丘陵沟壑区，一般沟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沟长2～7公里，沟壑面积占地面积的30%～50%，有的达到60%以上。
高塬沟壑区的塬面被切割，主要是近1000～3000年以来发生的。据史料记载，甘肃省的庆阳县董志塬，唐代时南北长42公里，东西宽32公里，现在南北长大致如故，东西宽仅18公里，最窄处只有0.5公里。仅1千余年时间，由于这个塬两边马莲河西岸和蒲河东岸的蚕食，使塬的面积缩小到不及原来的1/2。据调查，仅宁夏固原县每年被吞噬的耕地就达330～400公倾，整个黄土高原因此而减少的面积更是惊人。
长城沿线一带的风沙区、干旱草原区、黄土丘陵区，土地沙化和风沙埋压土地的问题十分严重。风沙区的流动沙区，每年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3米左右，吞没大量牧场和农田。与风沙区紧邻的黄土丘陵区，已有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盖沙区。干旱草原地区和风沙区中的固定、半固定沙丘，一旦植被遭到破坏，立即就地起沙，使原来的牧场变为沙荒地。据统计，仅陕西省榆林县在1949年前的100年间，由于沙漠南移，被流沙埋压的农田就有六七万公顷。
陕西榆林地区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接壤的毛乌素沙漠，历史上曾是有名的“卧马草地”，是元代成吉思汗晚年屯马和操练的地方。公元5世纪初崛起的西夏国的都城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当时没有风沙，水丰草茂。西夏国首领赫连勃勃曾说：“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王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但在统万城建立300年后，城下开始积沙，500年后城垣被深埋于沙漠中。
此外，水土流失对河流的危害也很大。水土从坡面流失后，洪水泥沙即进入黄河干、支流，一是引起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二是淤塞水库、河道，降低其蓄水、行洪和综合利用功能。这两种危害在黄河流域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洪水威胁在黄河下游十分严重。
进入黄河下游的泥沙多年平均为16亿吨，其中大约有4亿吨淤积在下游河床，致使河道年均抬高约10厘米，年复一年，造成举世闻名的地下悬河。这是造成黄河洪水决口的重要原因，每次决口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黄河洪水威胁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其根源就是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还淤塞河道，影响航运。一般来说，在峡谷河段泥沙淤积影响黄河航运问题不十分突出，而在宁夏、内蒙古河套平原和黄河下游平原河道以及关中的渭河，航运兴衰同河道淤积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历史上很长时期这里的航运比较发达，特别是黄河下游，上自战国，下迄明代，与黄河沟通的有多条人工运河，构成黄、淮、海航运网络，当时是统治者赖以生存的漕运动脉，“漕运高船往来不绝”。但是平原地区的河道，均因黄土高原大量水土流失，泥沙不断淤积河道，致使运河消失，河道变浅。据《河南省志·内河航运志》记述，河南境内郑州黄河铁路桥至台前县张庄，河道长391公里，常水位时水深0.7～1.5米，枯水期水深只有0.6～1米，河道宽浅，水流散乱，行船困难。黄河支流渭河下游，古代是连接黄河通向长安的运粮航道，《汉书》有“穿漕渠通渭”，“凿漕直渠自长安至华阴”的记载。到了唐代，仍是漕运必经之道，近代由于泥沙淤积严重，渭河下游已不能通航。
第三 节 黄河洪水灾害
历史上黄河两岸以水灾严重而著称。由暴雨洪水和冰凌洪水造成的 水灾遍及全河的上、中、下游。但主要在下游，集中表现为频繁的洪水决口泛滥和河流改道给两岸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洪灾的特点是：决口频次高，淹没面积广，水淹沙压灾情重，经济损失大，后果严重，影响深远。
一、 下游水灾
（一）历代水灾
1.洪水决溢
据历史文献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中，黄河在下游决口的年份达543年，平均约四年半一次。有的一年中决溢多次，总计决溢达1590多次，并有多次大的改道和迁徙。改道最北的经海河至天津入海，最南的经淮河入长江。因此，水灾波及黄淮海平原冀、鲁、豫、皖、苏五省区，总面积约25万km2。
黄河下游河道由于泥沙不断淤积，形成河床高出两岸地面的“地上悬河”，一旦洪水破堤决口后，往往不再回归原河道，而走新辟的河道入海，形成河流改道。每次改道，都要冲毁当地的村舍田园，破坏原有的水系和交通设施等，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所以决口改道是黄河水灾一大特征。
黄河下游河道由于是“地上河”，决口后势如高屋建瓴，洪水一泻千里，水冲沙压，田庐人畜，汪洋一片，沦为泽国，灾情极为严重。常常有整个村镇甚至整个城市或大部淹没的惨事，造成毁灭性的灾害。仅就历代重大决溢的灾害情况举例择录如下：
(1) 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涯阳瓤子堤，“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泅”（《汉书·沟恤志》），泛郡十六，为时二十三年。
（2）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河决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汉书·沟恤志））。
（3）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上下泛滥达六十年之久。
（4）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秋，黄河及其支流皆溢，“怀、卫、郑、洛、沛、濮民，或巢舟以居，死者千计”（《新唐书·五行志》）。
（5）五代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以后，“河自杨刘至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二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古堤而出，灌齐、慷、淄诸州，至于海涯，漂没民田不可胜计”（《资治通鉴》卷二九）。
（6）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五月，河大决滑州韩村，“泛渣、催、曹、济诸州民田，坏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宋史·五行志》）。
（7）宋天德三年（1019年）六月，河溢滑州天台山，“俄复溃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潭、濮、曹、郓，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南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宋史·河渠志》）。
（8）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七月，河决澶州横陇埽，改由新道注入赤河，至长清仍入大河，后因河道狭小，又分出游、金二河。
（9）元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自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成武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郸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元史·河渠志》）。
（10）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河水暴溢，决原武黑羊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颖州、颖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明史·河渠志》）。
（11）明永乐八年（1410年），“八月黄河溢，坏开封；日城二百余丈，灾民14100余户，田7500余顷”（《明史·河渠志》）。
（12）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南北直棣、山东、河南等处，五月以后骤雨连绵，河水泛涨，平陆成川，禾稼漂没，人畜漂流，死者不可胜计”（《明宪宗实录》）。
（13）明万历四年（1576年），河决丰县韦家楼，“又决沛县缕水堤和丰、曹二县长堤，丰、沛、徐州、瞄宁、金乡、鱼台、曹、单田庐漂流无算，流 宿迁城”（《明史·河渠志》）
（14）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秋水泛涨，河决单县，“四望弥漫，杨村集以下，陈家楼以上，两岸堤冲决多口，徐属州县汇为巨浸，而萧、砀受害更深”（《明神宗实录》）
（15）明崇帧十五年（1642年）九月李自成围开封久，明宗臣决朱家寨河灌义军，义军决上游三十里之马家口，二股流入城，城内水几与城平，建筑物几乎摧毁无遗，溺死居民数十万。
（16）清顺治元年（1644年），“伏秋汛发，北岸小宋口、曹家寨堤溃，河水漫曹、单、金乡、鱼台四县，自南阳入运河，田庐尽没”（《清史稿·杨方兴传》）。
（17）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河决曹县石香炉、武陟大村、脓宁孟家湾。“六月，决开封黄练集、灌祥符、中牟、阳武、杞、通许、尉氏、扶沟七县”，“田禾尽被淹没”。“七月再决归仁堤”（《清史稿·河渠志》）。
（18）乾隆二十六年七月（1761年8月中旬），三门峡至花园口间发生一场特大暴雨。伊河、洛河夹滩地区水深一丈以上，偃师、巩县水入县城，偃师县城受灾尤重，“所存房屋不过十之一、二”。沁河下游的沁阳、修武、武涉等县大水灌城，水深五、六尺至丈余。据推算这次洪水花园口洪峰流量为32000m3/s，12天洪量120亿m3。黄河下游的武陟、荣泽、阳武、祥符、兰阳、中牟、曹县等南北岸决口26处，在中牟杨桥决口夺溜分二股，一股从中牟境内贾鲁河下经朱仙镇，漫及尉氏县东北，由扶沟、西华等县，至周口镇入于沙河；又一股从中牟境内惠济河下经祥符、陈留、杞县、睢州、拓城、鹿邑各境，直达亳州。洪水淹及河南12个州县、山东12个州县、安徽4个州县共计28个州县。
中牟杨桥决口堵塞工程完成后，立有中牟杨桥河神祠碑。碑身正面阴刻建河神祠事，背面镌刻乾隆帝《豫河志事诗》三篇，后人称该碑为“乾隆御碑”。
（19）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河决祥符三十一堡，水灌开封省城，水灌五昼夜，城内低处尽满，男女俱栖城墙上。害及河南、安徽二十二州县，“自河南省城至安徽盱眙县，凡黄流经之处，下有河槽，溜势湍激，深八、九尺至二丈余尺，其由平地漫行者，渺无边际，深四、五尺至七、八尺，宽二三十里至百数十里不等，……河南以祥符、陈留、通许、杞县、太康、鹿邑为最重，睢州、柘城次之”。
（20）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决中牟九堡，溜分两股，正溜由贾鲁河经开封府中牟、尉氏，陈州府扶沟、西华等县入大沙河，东汇淮河归洪泽湖；旁溜由惠济河经开封府祥符、通许，陈州府太康，归德府鹿邑，颍州府亳州入涡，南汇淮河归洪泽湖。正溜“溜势湍涌，夺全黄之七，旁溜由鹿邑南经白沟、清水、茗茨、霍肥诸河入淮，丛支曲港，溜势停回，故仅夺全黄之二三”。正溜、旁溜又有分支，相互交织，陈州府淮宁县、颍州府太和县四面受水。“漫水经过豫、皖各境，其受水最严重者，豫省之中牟、祥符、尉氏、通许、陈留、淮宁、扶沟、西华、太康，皖省之太和；次重者豫省之杞县、鹿邑，皖省之阜阳、颍上、凤台；其较轻者豫省之沈丘，皖省之霍邱、亳州；其波及旋涸勘不成灾者豫省之郑州、商水、项城，皖省之蒙城、奉阳、寿州、灵壁”（《再续行水金鉴》卷八十六）。造成西自中牟、扶沟，东至鹿邑、亳州，南至洪泽湖一片汪洋，受灾面积40000km2.据当时宫廷奏文不完全统计,豫、皖两省约有40余州、县受灾。
（21）民国15年（1926年）8月14日，黄河南岸东明刘庄决口，决口宽四十余丈，水势东泻，流入巨野县赵王河，宽15里，金乡、嘉祥二县全被淹没”（《黄河年表》）
（22）民国22年（1933年）8月10日，黄河陕县站出现洪峰2000m3/s洪水，河南温县、武陟、长垣、兰封、考城5县多处决口，淹及当时的河南、山东、河北、江苏4省30县，受灾面积6592 km2，273万人受灾，死亡12700人。财产损失2.70亿元（为当时银圆）。曹县、巨野、定陶、单县惨遭淹没。徐州环城黄河故堤十余里决开七处。水势一路北流，使濮、范、寿张、阳谷4县尽成泽国；一路南流，侵入安徽之亳县、涡阳，所幸水流略缓，成灾未巨。河北长垣县受灾最重，东起东岸大堤以及庞庄、李集、苏集、程庄，西至县西之青冈、张屯、相如等村，广60里，袤40余里，受灾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十分之九。
（23）民国24年（1935），花园口洪峰流量14900m 3/s,在山东董庄决口，溃水漫于菏泽、郓城、嘉祥、巨野、济宁、金乡、鱼台等县，由运河入江苏，使苏、鲁二省27县受灾，受灾面积1.2万km2,灾民341万人，经济损失达1 .95亿元（当时银元）
从西汉文帝十二年到清道光二十年的2008年间，发生黄河洪水灾害的达316年，平均六年半一个洪灾年。而从清道光二十一年至民国27年的98年当中，就有洪灾64年，平均不足两年就有一年发生洪水灾害。
2、凌汛灾害
黄河上下游河段，每年冬季由于气温影响，常常结冰封河，形成凌汛。由于天寒地冻，防护困难，因而常常发生凌汛决溢灾害。
黄河下游凌汛灾害早有发生。据文献记载，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冬十二月，河决东郡”（《汉书?文帝纪》）。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正月，决棣州东南李民湾，“环城数十里，民舍多坏”（《宋史·河渠志》）。元至正八年（1348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元史·五行志》）。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今岁首，黄河水溢，淹没民居，弥漫田野，不得播种”，（《明宪宗实录》）。清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十四、五日，凌水陡涨丈余，历城境内之北泺口一带泛滥二处。又赵家道口、刘家道口各漫溢一处。……又齐河县之李家岸于十六日漫溢一处”，至二月，沿河十数州县，漫口竟达三十处。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1885～1887年）凌汛，山东河段连连决口，长清、齐河、济阳、历城等县受灾。民国15年至26年（1926～1937年）几乎连年凌汛决口，民国17年（1928年），利津县棘子刘、王家院、后彩庄、二棚村等先后决口6处，淹没70余村，1951年2月3日，山东利津县王庄凌汛决口，受灾区宽14km，长40km，淹及利津、沾化县耕地42万亩，淹没村庄122个，倒塌房屋8641间，受灾群众85415人，死亡6人。1955年1月29日，山东利津县城至麻湾间冰凌插塞成坝，堵塞河道，致使水位陡涨，造成五庄决口。淹没村庄360个，受灾人口17．7万，死80人，淹耕地88万亩，倒塌房屋5355间。据统计1875～1955年的81年中，凌汛决溢的有29年，平均不足三年就发生一次凌汛灾害。
(二)洪灾原因
造成黄河下游洪灾的原因，一是自然因素，二是人为的影响，而前者是主要的。
（1）自然因素：黄河下游水灾除了由于通常的洪水因素外，再是泥沙淤积河道。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徙由于决，决由于淤；河道淤积是由于来自中、上游的泥沙。
黄河在上、中游流经43万km2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区内土质疏松，植被稀薄，沟壑纵横，每遇暴雨，水土流失严重，其中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有28万km2。多年平均每年带入下游河道的泥沙约16亿t，约有1／4淤积在下游河道内。河道淤积一方面使排洪能力降低，洪水位抬高，容易造成漫决；另一方面是由于河道淤积，使主流游荡摆动，出现“横河”，“斜河”，大溜顶冲大堤，易于造成冲决。所以泥沙淤积是形成黄河下游洪灾的症结所在。
（2）人为影响：从水土流失的情况来看，除了黄土高原本身易于水上流失的自然因素外，人为的自觉和不自觉地乱垦乱伐，从而加剧了水上流失。长期水上流失的结果，使黄土高原支离破碎，千沟万壑，耕地越来越少，土地肥力减退，农民越来越穷，农民越穷，又越开荒，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从历史上黄河下游决溢灾害情况来看，也有一些是人为决溢造成的。
有些统治阶级在战争中，以水代兵，人为地决口为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互相攻伐，以水代兵的人为决口事件就不断出现。如公元前359年，楚国出师伐魏，决黄河水灌长垣；公元前332年，齐。魏联合攻打赵国，赵国决河灌敌；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贡率军攻打魏国，引河沟水灌大梁（今开封）。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东京留守杜充为阻金兵南下，在今浚县、滑县以上地带决开黄河，溃水经今延津、长垣、东明一带注入梁山泊，然后由泅水人淮，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围攻开封，明守臣高名衡决朱家寨河堤，水灌起义军军营，起义军又决上游三十里处之马家口，二水会流冲灌开封。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本侵略军西进，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豫、皖、苏三省44县沦为泽国，受灾1250万人，300万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死亡89万人，还有些统治阶级对黄河治理完全以其阶级私利为转移，如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王莽为了他的祖坟免除水淹之患，故不堵口，使洪水长期危害人民；明朝为了确保“皇陵”的安全，强制河流通过流势不顺、阻力较大的流路，种下了决口改道的种子。这些都人为地加大了洪水灾害。
二、上中游水灾
黄河上游地区的洪水灾害，主要发生在兰州市河段及宁、蒙河段的河套平原。由于上游地区暴雨少，洪水出现频率小，洪峰流量不大，加之过去这些地区人烟稀少，经济不发达，所以洪凌灾害较下游为轻。黄河中游的龙门至潼关河段，两岸为黄土台塬，有滩地100多万亩，洪水漫滩时成灾，三门峡水库建成运用以后，渭河下游河道淤高，洪灾加重。
（一）兰州河段
黄河兰州段西起西柳沟，东至桑园峡，长45km，河面宽300～400m，最宽的600m，由于桑园峡为一卡口，过水断面狭小，河槽只能通过3000m3／s的洪水，超过这一流量，即漫滩威胁市区安全。兰州地处黄河河谷盆地，两岸群山缭绕，沟壑纵横，有山洪沟道81条，暴雨时山洪下泄，直接威胁市区安全。
据《兰州文史资料》记载，近200年来较大的洪灾年如下：
（1）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兰州大雨，黄河泛涨，冲没房屋、田地甚多。
（2）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兰州大雨，阿干河洪水冲坏“卧桥”（即握桥）。
（3）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闰五月二十四日，全县（今榆中）暴雨三日，黄河水溢没东川。什川堡二十七个村庄。
（4）清道光七年（1827年）七月，兰州黄河水涨，兰州。榆中沿河及东部各滩田地，房屋淹没甚多，灾民无处栖居。
（5）清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二十二日，黄河水大涨，兰州冲断浮桥，盐场堡沿河淹死百余人。
（6）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初“黄河暴涨，河滩数十村庄被淹没，兰州城东南隅城墙浸塌丈余”。据推算该年兰州洪峰流量高达8600m3／s，为近代历史所罕见。当时桑园峡口被河水漂来的草木杂物所壅塞，河水逆流，回水淹没东郊18个滩地和兰州市城周，南至皋兰山麓，西至阿干河，东城浸城丈余，以沙袋壅城门。
（二）宁夏河段
黄河宁夏段洪水主要来自上游吉迈至唐乃亥和循化至兰州区间。根据多年洪水资料，大洪水多发生在七、九两月，八月份发生的多系一般洪水。另外宁夏河段每年冬季结冰封河，到次年春天冰融开河时，往往发生冰凌洪水灾害。据统计自明初至建国前的580年间，黄河宁夏段有洪水记载的27次。现将其洪凌灾害严重的择列如下：
1．洪水灾害
（1）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黄河大水，毁怀远县，三年于故城西更筑新城”（即今之银川市旧城）。
（2）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夏州旱，秋七月筑河防。……八月大雨，河防决，雨九昼夜不止，河水暴涨，……善汉漂溺者无数”。
（3）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年），“灵州守御千户以故城为河水崩陷，唯遗西南一角，于故城北七里筑城”。
（4）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年），“七月黄河暴发，将原修镇河堡西岔河大堤并拦水堤冲决。”
（5）清乾隆四年（1739年）六月，宁夏“新渠、宝丰雨后水发，黄河滥围城，水深二、三尺，四、五尺不等，而夏、朔、平三县因老埂已经修筑坚固，田禾并无被水淹之处”。
（6）清嘉庆七年（1802年），“宁夏府前次长水共一丈三寸后，又报七月十七日接长水一尺六寸……，向来黄河盛涨不过四、五日必消，此次异涨经二十余日之久，濒河老兵民合称数十年来，从未见如此大水，……宁夏、宁朔、平罗、中卫、灵州等州县被淹较重之地二千七百五十顷”。
（7）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黄河水势于五月初九日泛涨起至十二日，陆续共涨水七尺四寸，六月初八并十六日又两次涨水七尺七寸，连前共涨水一丈五尺一寸，已人峡口志桩十五字一刻迹”。“宁夏府阴雨，黄河涨水，黄花（渠）桥以北地区，全成一片汪洋，一般庄子都进了水，农田全部泡在水中，人来往靠船只，人畜死亡无其数，水落后除高秆作物，都叫水淹死”。
（8）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夏六月初一日，兰州一带连日大雨，灵州峡叫可水突涨，龙王庙被冲，并决长堤十数里”（据调查青铜峡洪峰流量达7450m3／s，相当于百年一遇洪水）。“七月宁夏河溢，四渠均决（唐袜、汉延、惠农、大清）淹没民田庐舍无算，平罗石咀山尤甚”。
（9）民国23年（1934年），黄河至宁夏境……沿河一带到处漫淹，田庐漂没损失巨大，据报中卫、金积、灵武。平罗、磴口等县冲去村落一千余处，灾民数十万人，中卫、金积两邑灾情尤重。
（10）民国35年（1946年）9月16日，青铜峡洪峰流量达6230m3/s，沿河两岸农田受淹面积达20多万亩，河东秦渠、河西汉延渠均遭决口，平罗县通伏、渠口大都受淹，永宁民生渠以东一片汪洋，黄河、秦渠相隔的细腰子湃段冲决几十丈，河逼夺渠。
（11）1964年7月29日，青铜峡最大洪峰5930m3／s，流量在3000m3／s，以上持续13天，由于军民大力防守，未成大灾。据汛后调查，受淹农田3.69万亩，塌岸150亩，淹房700间，倒房68间，造成陶乐、惠民渠改口。
（12）1981年8月13日～9月13日，上游连降30多大连阴雨。青铜峡9月17日最大洪峰6040m3／s，流量在3000m3／s以上持续28天，实淹农田8.72万亩，其中成灾（减产三成以上）。3.9万亩，淹房4500间，倒房1200间，冲毁码头三百多座。中宁田家滩，吴忠陈袁滩，中卫刘庄、申滩等处防洪堤决口，损失较重。
2．凌汛灾害
新中国成立后的凌汛灾害以1968年和1974年较为严重。
（1）1967年12月6日，由于刘家峡水库截流闸门失灵，下泄水量增大，正值黄河封冻期，河水逐日上涨。青铜峡水库回水未端上游河段发生冰塞，冰层之上又复结冰，由左岸余家营子起跨河到右岸长滩，横河结冰成坝，阻水横溢，淹没范围急剧扩大。兰州军区派飞机轰炸冰坝，随炸随结，未起作用，又调工兵，用炸药爆破，仍未见效。于是紧急加筑堤防和迁移群众，才限制了淹没范围和缩小了灾害。这次凌汛持续到1968年2月3日，长达50天，受灾面积影响到5个公社10个大队，64个生产队，1566户9840人，淹没土地17155亩，其中受灾严重的有289户1602人，6083亩地，淹房364间（其中倒房22间），淹及林场6个，防洪工程损坏多处。
（2）1974年3月开河时，平罗县的通福乡由于冰塞，水位抬高，淹没滩地。3月14日石嘴山水文站处开河，下游阿左旗已音牧仁公社杨寺滩处，水鼓冰开，结成冰坝，垮后下游复结，坝长5～7km，坝高约3m，壅水5～6m高，河心滩受淹，危及滩上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大力抢救，被冰凌围困的431名群众得以脱险。这次凌汛共淹地4000余亩，倒房260间，损失粮食1万余斤。
（三）内蒙古河段
黄河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石嘴山市麻黄沟和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的拉憎庙入境，至伊克昭盟的榆树湾出境，共长830km。黄河在喇嘛湾以下流入峡谷之中，喇嘛湾以上是防洪的重点河段。
内蒙古的洪水同宁夏一样，主要也是来自兰州以上地区。冰凌洪水主要发生在开河期，其洪凌灾害类似宁夏河段，现择要如下：
（1）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七月，归化城之八十三村等被水成灾在六成以上，于归化城厅仓内动支粟米，借给被灾之土默，以资接济（《山西通志槁》）。
（2）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秋，河口镇水与堤平，昼夜加修堤堰，经数日水不稍退。7月2日夜，天大雨，彻夜不止；平地水深数尺。黎明，镇东南皮条沟村附近之堤防溃决，逆流入镇，全市顷刻浸人巨浪中之商店民房，悉被冲毁。仅留沿堤高处之房院数十所，侵渍月余，水始尽退，损失财产数百金。幸少伤残人口。南滩一带被灾尤重，镇东南之双墙村，亦同遭淹没焉，相传河口镇经此次大水，巨商多有移往包头，市况稍衰（《绥远通志稿》）。
（3）清同治六年（1867年），黄河由今之第三区王八窑子决口，水势东流，直达邑境东界，长流一百五十里，除沿山高地外，皆汪洋一片，悉成泽国。房屋倒塌，村落为墟，以至人无栖止，马无停厩，生命财产付诸流水（《萨拉齐县志》）。
（4）宣统二年（1910年），河套黄河解冻开河，处处卡结冰坝，洪水漫溢，大量牲畜被淹死（《河套灌区水利简史》）。
（5）1926年3月，黄河解冻开河，三盛公一带涨水高及墙顶，大片土地房屋被淹（《河套灌区水利简史》）。
（6）1933年人夏以来，阴雨连绵，计达四十余日，黄河泛滥，山洪暴发，情势危急，已达极点，加以陇（甘肃）、宁（宁夏）两省雨水尤大，汇流而东，遂致绥西悉成泽国，所有绥属临河、五原、东胜，萨拉齐、托克托沿河各县一片汪洋，田禾淹没，人民离析……（《申报》）。
（7）1943年7月12日，石嘴山黄河洪峰流量9800m3／s，西起石嘴山，东至米仓县的协成渠，淹没5000多km2，淹耕地300万亩，倒塌房屋2400间，死伤700多人（《巴盟水利档案资料》）。
（8）1950年3月18日，渡口堂卡结冰坝，米仓县被淹没20km，沿河一带被淹45km（《河套灌区水利简史》）。
（9）1951～1981年，共发生黄河洪水灾害2次，开河凌汛灾害5次，山洪灾害24次。
（四）渭河下游
渭河下游河道自三门峡水库建成运用以来，淤积严重，河道排洪能力锐减，洪水位急剧上升，致使洪水灾害较前显著增加。
此外，由于河道淤积，水位上升，打乱了地下水原来的排泄流路，1962年渭河、北洛河下游两岸地下水位上升，库周335m以上农田浸没面积达47万亩，其中盐碱化25万亩，沼泽化4.5万亩。经十多年治理，到1972年渭河沿岸一级阶地的沼泽化和盐碱化面积仍达26万亩。
来源：腾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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