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和平年代，总觉得战争无比遥远。如今疫情与战火并行，世界没有想象中平静，人类面临着新的考验。那些经历过炮弹袭击与地缘纷争的人们，在冲突的背后，又是一种怎样的处世心态？
系列纪录片《一次远行》通过16个月跨国拍摄，记录了5位中国留学青年的留学生活，他们身处美国蒙大拿、以色列特拉维夫、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德国莱比锡......当孤身一人置身海外，直面疫情和战争时，他们将如何应对？
第四集的主人公，是一名在以色列学习冲突解决的中国人，他叫朱效民。
每个人小时候，都曾有过“我要守卫世界和平”的想法，可如今朱效民还是这样想的，他觉得自己有点理想主义，“我就是抱着‘世界和平’这种伟大的理想来到以色列的。”
看着以色列因战争焦痕遍野的土地，效民陷入沉思。
2020年，朱效民来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冲突解决与调解”专业。这学科名字很酷，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主人公出席跨国会议或奔走于国际战场，纵横捭阖，挥斥方遒，一言一行都牵动着千万人的安危。
但用朱效民自己的话来说，这个专业并不是教人怎么去“解决冲突”，而是学习一种精神。“它给你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和更多看问题角度，还有综合分析的能力和意识，让你认识到冲突的复杂性。”
而历史背景和经纬复杂的以色列，就是学习“冲突与解决”的最好样本。
以色列上空飘荡的国旗。
2021年夏天，即将毕业的朱效民决定抓住留在中东的最后一段时间，在巴以地区开启一段特殊的旅程。戈兰高地、加沙地带及耶路撒冷，这些常常出现在新闻里、与战争相连的地名，都在朱效民的计划探访清单里。
他要去亲眼看看这个浸泡在历史的苦难与血泪里，又被无休止卷进纷争的地区，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里是不是很像美国西部，有一种粗粝的自由感”，阿龙说。这位与朱效民同行的以色列人，是他的好友，也是此次旅行的向导、司机及摄影师。
阿龙与效民。
两人的第一站是戈兰高地。在1967年之前，这里曾是叙利亚实控的土地，也是第一和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主战场。如今这里焦痕遍野，满是战火留下的疮痍，已无居民居住，只有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在两国的边境。朱效民三步两步攀上一辆废弃的坦克，望着这片荒芜辽阔的土地，有些出神。
周遭的建筑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涂鸦，密集的弹洞、残破的墙体、裸露的钢筋正无声地叙述着过往的冲突与伤痛。
两人走上屋顶，从这里就能看到叙利亚。阿龙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村落，“那是库奈特拉，它属于叙利亚，但已经废弃了，完全毁了，无人居住。”“是因为战争吗？”朱效民问，阿龙点点头，答案显而易见。
边界建筑的墙上，满是子弹留下的痕迹。
离开边界后，阿龙和朱效民驱车来到一座叫奥塔的集体社区。三十六年前，年仅二十岁的阿龙退役归来，留在了奥塔从事农业生产。他对这里轻车熟路，走进社区餐厅，发现还是熟悉的装潢，“这个食堂没有变，食客却变了”。人们正享受着午后的时光，大人们轻声漫谈，孩子们绕着桌边欢快地奔跑。
阳光洒在奥塔遍布葡萄藤的农田上，洒在人们惬意的脸上，和不远处边境线上的荒无人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朱效民在自己的旅行日记里写下，“昔日的战火还若隐若现，但阿龙的农场岁月又是那么恬静怡然，这就是生活的两面”。
效民正在观看当地居民制作葡萄酒。
告别戈兰高地，朱效民和阿龙来到了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混居区。
刚到谢赫贾拉，他们就目击了一场纷争：几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当街起了冲突，在推搡和争吵的过程中，一位巴勒斯坦老人倾诉他的遭遇，“之前警察来我家里，还把我的腿打断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把我抓进了监狱”。还没等朱效民向他询问更多，警察就围过来将他带走了。
阿龙向朱效民简述了原委：“这间房子以前是属于刚才那位和警察起争执的巴勒斯坦老人的，昨晚他朝这里扔了石块和燃烧瓶，摄像头拍下了他的样子，今天警察才来抓他的。”
朱效民一时语塞，悲伤的情绪堵在了心头。
效民目睹了以色列警方抓捕一位巴勒斯坦民众的全过程。
任何一场冲突都不是独立事件。
2021年，以色列警察驱赶谢赫贾拉地区的巴勒斯坦居民，并引起了强烈不满，城市内部爆发大规模抗议，进而催生了武装冲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多个以色列城市展开攻击。
官方报道称，这场持续了11天的冲突，共造成双方244人死亡，其中包括67名儿童。
战争对非亲历者而言，更多只是一个虚无的概念。但朱效民却在学校宿舍亲眼目睹了巴以交战，“一个火箭弹被铁穹系统给拦截爆炸了，离我们宿舍大概就几百米远，我在窗口就能感受到冲击波”。在那个当下，被好奇心驱使着，效民没有去防空洞，他留在宿舍并拍下了那一幕。
朱效民向我们展示着录像，以一个讲述者的身份重新回顾那一天的场景。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是切身的体会，谁能如此明确地感受到两个民族间的冲突？数百人的死亡，导火索只是一栋栋房屋，也没人知道，他们会在何时重新燃起战火。”
谢赫贾拉的冲突现场。
第三站，是位于巴勒斯坦辖内的伯利恒。
由于巴勒斯坦政府禁止以色列人入内，阿龙便委托了自己多年的好友汉纳，一位巴勒斯坦人陪伴朱效民。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边境上有一面高8米，长约700公里的高墙，朱效民却在这面满是涂鸦的墙上，看到了人们绘制的和平鸽，并找到了“smile first then negotiation，和平始于互相微笑”这样的文字。
几个巴勒斯坦孩子路过，扑闪着好奇的眼睛，看向这个东方面孔。效民主动打招呼，孩子们羞涩又兴奋地回应着，留下一张张天真的笑脸，和一个个弱小的身躯。
从伯利恒回来后，朱效民这样写他的日记：“这座高8米、长约700公里的墙，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彻底隔离。它如此坚硬，阻挡了彼此的交往，又是否能阻挡高墙两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界墙上，有用中文书写的“爱”与“和平”。
短暂的停火之后，巴以冲突再次升级，旅程被迫中断。
回到以色列后，阿龙邀请朱效民去到了自己的家乡，贝特谢梅什。
以色列是个全民皆兵的国家。男生义务参军三年，女生义务参军两年，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的使命。在与阿龙一家人吃饭畅聊时，朱效民听到了不同的答案：“不是所有人都想当兵，虽然在以色列，不完成兵役就会遭受其他人的流言蜚语，但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择逃避兵役。”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兵，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面对战场上的死伤与子弹。很多人不愿意因为战争放弃自己原本的生活，这是人性，也是事实。
效民正在与阿龙的家人吃饭聊天，为了表达对阿龙一家的感谢，效民做了火锅和糊塌子。
在贝特谢梅什的第二天，两人去拜访了一位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母亲。
她指着墙上儿子的照片说，“这就是我的儿子，旁边的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也因为战争去世了。”顺着这位母亲的声音看过去，照片上是两张年轻的脸。“在加沙地区军营执勤时，有人闯进来杀了他。”
依照以色列政府的规定，如果有孩子死于战争，那家庭中其他的孩子则无需去往前线部队打仗，除非得到父母的准许，并签订协议。但这位母亲说，她签署了其他所有孩子的文件，以便在需要时上战场打仗。“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参军的话，谁来保护我们呢？很多人不想参军，我们都渴望和平，但和平需要我们无私地付出。”
这位母亲的眼神中有悲伤，但更多的是坚定，“每个人都要参军，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
尽管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这位母亲依然神情坚定。
一边是自由生活的权力，一边是保家卫国的使命，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必须作出的选择。
作为一位外来者和旁观者，朱效民时常感到了解得越多，就越难开口。接连不断的残酷现实下，语言是苍白的。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无休止的敌对、仇恨与牺牲，似乎是个死循环，但现实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冲突中的复杂性。
他想起自己在以色列“口径3”反恐与安全学院参加军事训练时，教官对他说的话：“ 75年前，我们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军人来保护自己的同胞。但我现在愿意冲上去保护一个都不算是同胞的陌生人，因为这就是一个以色列军人的信念。”
效民与他的以色列教官。
朱效民回忆起最初来到以色列，选择自己专业时的想法：“我来之前确实会有憧憬，有一种傲慢，有一种无知。那时觉得自己可以实际地参与到一些国际谈判中去，真正地解决一些现实的冲突。但是等见证了这么多之后，这种想法会变得淡然。因为战乱带来的苦难，最终是落在那些受苦受难的民众身上的。”
告别了阿龙一家，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是巴以冲突中最具争议的地区之一，曾经发生过无数的流血与牺牲，却也最为虔诚和圣洁。
哭墙前，有的人正头抵哭墙低声祈祷，有的人大声地诵读着经文。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身着不同的服饰，手捧不同宗教的教义，心无旁骛地祈祷。
耶路撒冷哭墙前的犹太教教徒。
天渐渐黑了，爬上天台，夕阳下的耶路撒冷，远方突然又传来了炮火声。
朱效民问阿龙，“这是什么声音”
阿龙说，“是焰火声。可能谁家婚礼放的烟花，也可能是又发生了战乱。”
说到这里，两个人都没再讲话。
“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每个人都看了太多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有些是真，有些是假，有些是有偏见，有些是在掩盖一些东西，突出另一些东西。所以最关键的就是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亲身去体会，去观察这个世界。”这是朱效民本次旅行的最大收获。
夜色中的效民与阿龙。
很快，朱效民也将告别以色列和阿龙，回到中国。
他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写下了最后一段话：
“我知道，这不过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旅程，复杂的边境，失控的街头，不同的选择，真实世界才展开一角，答案还在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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