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避免我们的义务与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
避免从别人的灾难中企望自己的幸福。”
——卢梭
近年来，随着“郭美美”、“卢美美”等事件的发生，官方慈善组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伴随的是民间慈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在舆论中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市场化媒体几乎一致贬低官方慈善组织的作用，呼吁让民间慈善成为慈善主体。然而，在这些批评中，他们似乎忽略（抑或回避）了一些根本的问题，即到底什么是慈善？民间慈善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其实施效果到底如何？倘若不触及这些问题，也许更多的讨论和批评只会停留在表面的意识形态指责上，无益于我们辩证地看待民间慈善。
请看最近在豆瓣上非常火的一个民间慈善活动：
这个活动与之前的“免费午餐计划”类似，都是以关爱山区孩子为主题，旨在让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让山区里的孩子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甚至能够享受城里人的“午餐”。但是，“温饱”以及“吃猪肉”是山区孩子们真正的需求吗？这是否更多的是城里人对山区的想象？这样的做法是否会“好心办坏事”？由于生活的隔膜，许多城市人对山区人民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所获得的信息大多来源于慈善活动的宣传内容，以及自己对山区的想象。因此，他们的同情心轻而易举就被触动了，这为大量似是而非的民间慈善活动提供了“群众基础”。其实，只要对山区稍微有所了解的都知道，温饱问题在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得到解决，对于山区的孩子们(尤其是留守儿童)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吃一顿猪肉，而是成长的关怀和良好的教育。而“请山区孩子吃猪肉”这种表面看似行善的行为，实际上极易造成山区孩子的心理自卑和人格上的不平等。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行善很容易导致一种优势，接受慈善很容易就在人格地位上出现不平等。所以，古人提倡的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因为前者是教人获得财富的技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靠“知识改变命运”，而后者则无助于一个人长远的发展。
巴菲特之子彼得·巴菲特在从事慈善事业多年后，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词——“慈善殖民主义”。他在《纽约时报》撰文中写道：
“我能感受到，捐款者有某种‘拯救世界’的冲动。大家(包括我自己)对某个地方知之甚少，却自以为能帮当地人解决问题。不管是种田技术、教育、职业培训或商业，在我耳边不断听到的是，把甲地的成功模式生搬硬套到乙地，根本无视文化、地理和社会风俗的巨大差异。我们的决策常常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为预防艾滋病，在红灯区散发安全套，结果却抬高了无防护措施的性交易价格。”
由此可见，这种“慈善殖民主义”的行动往往根本无助于解决接受慈善者的实际困难，反而让受助者成为真正的受害者。那么最终的受益者是谁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些民间慈善组织和捐助者。
对于这类民间慈善组织来说，通过组织“喜闻乐见”的慈善活动，从而达到营销的目的，组织者可谓实现了名利双收，而活动最终的效果却几近于零。上述的“请孩子们吃顿猪肉”行动，其实质不过是打着“慈善”的旗号“卖猪肉”罢了。以另一个流行的活动——“随手拍”为例，这个由“大V”薛蛮子在微博上倡议的“微博打拐”行动，很快就被姚晨、冯小刚、潘石屹、赵薇等影视明星和知名企业家转发，得到了潮水般的响应与支持，进而发展成遍及全国的打拐运动。然而，从活动开始至今两年多，没有一个被拐儿童获得解救，被拍的基本没有被拐儿童，甚至还导致侵犯他人权益的后果。结果是，薛蛮子等大V们获得了大量舆论的褒奖，而广大被拐儿童依旧生活在苦海之中。
对于那些受倡议而行动的捐助者来说，他们多是城市的中产阶级，通过捐助，他们获得了平日里所不能获得的满足感和优越感。慈善从本质上就预设了一种心理和人格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正好迎合了城市中产阶级脆弱的心灵里的那点虚荣心，为他们在终日牢骚中获得些许的自我满足。
为了攫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民间慈善组织最大的敌人就是官方的慈善组织。由此，公共舆论中出现了两套“两个凡是”版本。第一套是：凡是中国的慈善就是不好的，凡是美国的慈善就是好的;第二套是：凡是中国政府的、或者与中国政府有关的慈善，都是不好的;凡是不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国内外民间资本家的慈善，都是好的。这两个预设的舆论原则，构成了当今中国关于慈善话题的核心。
先说第一套“两个凡是”。“慈善”本来就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其最早源于基督教，托马斯·阿奎那将慈善解释为“献给上帝的人类友爱，它不仅要我们爱上帝，更要我们爱自己的同胞，它是最卓越的德性。”西方历史上的慈善多是教会所为，以体现上帝对人类的爱，从而吸引教徒、扩大势力。之所以会形成以教会为主体的慈善体系，是因为西方社会从古至今，政权都受到利益集团的控制。
中世纪封建时期，领主在其领地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国王只代表国家权力，并不能管理领主之下的平民，因此国王也就自然无法给平民做慈善了。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不同的是，封建王权时代的土地世袭贵族，在近代社会变成了金钱世袭的资本家。由此可见，非官方的慈善是西方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其出现恰恰是因为国家无力控制等级制度和资本原始积累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只能靠非官方的慈善在结果上做一些修补。而资本家大规模做慈善是20世纪的事情，其实质不过是通过慈善的方式，资本家从政府那里合法地、光明正大地获得一部分社会权利。
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指导下，西方资本家的慈善，不过是购买社会权利的一种方式。同时，在西方国家，做慈善往往是富豪们避税的有效有段，毕竟在那儿富人税是很重的，而做慈善既可以有效避税，又可以增强自己的社会声望。另外，正如小巴菲特所说，慈善不过是富人们在“‘洗涤良心’——坐拥正常人一辈子享用不完的财富，然后做慈善撒出一点点，保证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本质上说，慈善家用来施舍的钱，很可能就是被施舍对象本人的。西方的慈善家们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本身是有疑问的。
国内许多媒体对美国慈善机构的清廉形象大加美化，以此来衬托中国慈善机构的腐败，这一做法是毫无事实依据的。2013年6月，美国CNN电视台联合《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调查性报道中心”(th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对美国慈善机构的腐败现象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调查显示，全美最差的50家慈善机构过去十年筹款13亿美元，只有4%的钱最终给了需要帮助的人，善款中的10亿美元流向盈利性企业。这一现象说明，问题关键不是这个慈善机构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而是慈善事业本身就包含着可盈利的漏洞。
对于第二个预设，其前提是来源于第一个假设，即美国的慈善组织以非官方为主，所以清廉，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由民间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事业的主体。持这套“两个凡是”者并非不知道美国的慈善机构的腐败问题，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想像美国资本家一样，通过鼓吹“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使其自身能够最广泛地汲取社会资源，从而形成强大的资本集体，谋求其背后深刻的资本—政治诉求。其实，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发展中国家，做慈善都有利于富人们相互串联，既扩大自身社会影响力，更可反馈其自身的商业业务，达到有效的宣传和营销目的。因此，他们不断利用媒体攻击官方慈善机构，批评民间慈善机构的审批标准严格。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政府只能不断妥协，使得民间慈善机构在社会中获得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退一步来说，假如民间慈善充分放开了，甚至取代了官办慈善，它就能公开透明地用好每一笔捐款吗？这需要用事实说话，从目前来看，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存在大量民资和民办机构，甚至在许多领域和场合，这些机构已经成为了主角，但是，谁又敢说这些由“民字号”唱主角的领域，其做事的透明度、公开性、诚信度就明显比“官字号”要高？我们难道忘记了“世界和平慈善基金总会”涉嫌集资诈骗的教训？其实，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定成本和代价，按照国际惯例，慈善事业中15%到25%的募捐成本是合理的，而红十字会一般不超过6.5%，并不属于铺张浪费的范畴。许多媒体将这些正常的花销解读成奢侈挥霍，用误导社会公众的方式将红十字会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然，本文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民间慈善组织所作的贡献，更不是要通过揭美国慈善机构的短来掩盖我们慈善事业所出现的问题。无可否认，民间慈善的社会动员能力之强，网罗社会资源之广，延续性之长，都是官方慈善都不能比拟的，因而其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想说，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美国的还是中国的，都应该回到慈善事业自身上来，忠实地面对慈善所面临的困境，寻求一条切实的解决之道。政府和民间，都是慈善（抑或提高整个社会福祉）的主体。我们不应忘记，近年来历次大地震中中国政府和官方慈善机构救援之及时、有力，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我们更不能忽略，世界上绝大多数的NGO组织要靠政府的资金支持才能渡过预算危机。
更进一步来说，一个社会越是需要慈善，就越说明这个社会源头上的不平等、不公平越严重。慈善只能在结果上做一点修正，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贫富分化的结构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为、高效的政府尤为必要。只有政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切实把实现共同富裕当作首要目标，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社会需要慈善的空间才会越来越小。而我们的民间慈善组织，应该秉着“救世济民”的理念，回归慈善的本质，极力弥补政府所不能及的地方，称职地成为慈善事业的“主体”，切勿让“民间慈善”成为“民资慈善”。
我们不祈求一个博爱的上帝，我们只祈求一个更加公平的人间。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