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如何在困境中突出重围
2014-05-05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公益组织如何在困境中突出重围,可以概括出这么几个大问题:比如可能有些人会看到很多监管更严而生出悲观心。我从冬子津先生的发言中听出乐观心。我们还要乘十八大的东风积极拓展可能性空间,现在政府也在研究事业单位怎么改,改掉大学医院这样的事业单位而使其变成NPO,公益部门才有希望。能否改成功,说到底,改变社会的是人,到底能有多大改变,取决于力量对比,力量对比取决于人数多少。中国当下到底有多少人胸怀建立社会市场的理想,然后从改变自我和改变组织着手,从旁观者、观察者转变成行动者?从这一点上来看,邓飞的案例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果更多宣讲、更多公益活动可以在大学里举行就很有意义。大学生想什么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像我们这些五六十岁所想的代表中国的过去。只有大学生们胸怀社会巿场的理想,社会市场的理想那才会在中国未来实现。

  社会转变是个慢变量,不可能短期就能巨变。要实现到达彼岸世界的理想,怎么也得有二十年。从南韩和台湾的例子来看,事实上都经历了差不多20年时间完成了社会市场的发育。当然,他们的优势在于没有事先搞一大堆官办组织,没有这个痛苦,根子就是建立在公民个人自主和自由结社基础上的,他们没有这个痛苦。

  我们还要改旧的,还要发育新的,还要老树开新花,还要枯枝发嫩芽,因此路确漫漫而修远。

  我现在觉得机遇和挑战并存。当我看到这两年发生的变化,看到很多年青人卷入进来,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希望,这让我心潮澎湃。但回头看看现实的双重变奏,又让我感觉非常沮丧,可以说我们这代人每天都生活在希望与沮丧的折磨之中。但是不管怎么折磨,我们还要行动,要使我们涉入的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演绎,以诠释我们自己未来的生命和民族的命运。

  今天肖蓉问了一个好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公益组织都是关注他人的而很少关注自身群体利益的?这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政治和政策夹缝中求生存,我们只有做慈善才能存活下来,如果我当时一进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搞社会变革倡导的话,现在扶贫基金会早就没了。那时候只能搞慈善,比如帮助贫困孩子建个桥,发个书包不行吗?农村妇女生孩子时候很危险,我们帮她募集2000元安全生产不行吗?政府肯定说行。

  中国公益组织做公益完全集中在好人好事和慈善方面,这不是真正全面系统的公益生态,真正全面系统的公益生态是什么呢?那就是很多组织是为谋自己团体的利益,比如种蔬菜的谋蔬菜农的利益,我们养牛的谋养牛农的利益,如此等等。可是在中国:

  第一,谋团体利益的时候,打上“利”的色彩,还是公益吗?在中国观念中,每一个人都不能说自己有私利,其实没有私哪有公,只不过需要公私分明罢了。在这种生态下,一说到某人有私,群体失声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比如有人说李连杰贪污3个亿,我这两天忙别的事,没看到这个消息,如果早看到这个消息,我肯定早出来说话了。太荒谬了!我不相信。不要简单地用灰暗的心理去推测一切。

  另外一个问题出在哪儿呢?所有行业组织都被政府垄断。必须要一业多会,如果允许一个行业里出几个协会,就没法垄断了,那就是自由结社。

  如果我搞一个肉牛协会,不为养牛人服务为谁服务呀,天天发爱心书包,肯定也有毛病。虽然也可以发发爱心书包,但是主要事情是为养牛者服务。

  一业多会以后,公益往非慈善方向扩展的空间就打开了。因此要有更多的公益组织者超越慈善去构建小的公共利益空间,而不全是高大上的慈善公共空间。一定要有很多组织是为他们自身的团体谋利益,比如一个小区社区组织,不给社区居民谋利益,天天折腾非洲的事,这肯定也有问题。为社会局部性公共利益服务也是公共空间,我们构建的空间有大公共空间,也有小公共空间。社会公益要从构建大公共空间转向构建中公共空间和小公共空间,虽然小的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比较小,但是公民赋权的容量比较大,这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应该促进和倡导公益往这方面走。

  以交通监控摄像头为例。同一段路上安一个100公里的摄像头,前面安一个50公里的摄像头,没有人问为什么突然由100公里变50公里呢,权力在交警,你路过时候肯定会被拍下来了。北京市的统计是每辆车平均罚款1000—1300元,全北京市单摄像头罚款就六七十亿,如果加上人工罚款上百亿,谁能告诉我这些钱到哪里去了?交警有权利随便装这么多摄象头吗?这个权力是谁给的?要不要建立必要的公共协商机制?我们能不能有公益组织过问这类事,追问这种小事。而不是都去建学校修道路帮助穷人。

  每建一个小区,政府就收取一大笔维修基金,像我住的小区交了1亿,北京市有上千亿房屋维修基金,遇到什么情况才能申请?设备烂了五年钱都申请不回来,能不能研究一下到底谁掌握这些钱?怎么进行公共协商管理机制才是合理的有效的?

  像这样的社会问题太多了。很多问题,需要一些组织来折腾,不一定大家都搞高大上的慈善捐赠,生态太单一了,单一的生态一点都不利于社会的转型与发育。

  刚才还有专家谈到如何推动新联盟的形成,让社会组织的职能宽化,让组织再组织。我们在做一个尝试,雅安救灾时候我们搞了救灾联盟,组织上套组织,这样职能才能宽化,让生态系统变得比较复杂,这样才可能让社会组织变成贾西津教授理想中的协商方和签约方。她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制定很多法律跟谁协商?找单个公民协商,说我征求过意见了?三峡大坝怎么征求公民个人意见?修建一个炼油厂,说不会引起昆明污染,跟谁讨论这个问题?跟单个公民讨论,讨论对等吗?去年一些环保组织出来跟政府进行了讨论和协商,这就好多了。昆明事件处理得相对比较平稳,而且政府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非政府环保组织有了一点协商者的味道。总之,改变单一的公益生态,是个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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